宋慶齡(24)_愛潑斯坦

二四

　　◎第五章為了維護共和：上海—廣州，1916—1922年

　　1916年4月間，孫中山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5月中旬，宋慶齡也搭法國郵船公司的班輪回國。她這次旅行不能再像結婚前那樣公開，因為她現在已是孫中山的夫人，從而成為注意的目標。

　　5月20日，她寫了一封英文信給東京的好友梅屋夫人，說她已于上一天安抵上海。她在信封背後寫的發信人姓名是暗語Woicy。^①發信人的地址起初寫的是「350 Hsien…」，然後又用筆劃掉，改寫「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涇浜55號）。^②信封上貼的是日本郵票，說明這封信不是在中國發的，而是托人帶到日本發的。在信尾慶齡親筆簽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個大寫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發音。這個英文署名可以瞞過中國的檢查人員，但收信對方則一看便知。

　　①「Woicy」或「Waicy」是孫中山當時在上海通知別人給他發電報時用的假名，見前引書《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②這個「洋涇浜」的地址也是一個秘密地址。在上述《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孫告訴收信人，來信用兩個信封，在外面的一個信封上寫這個「洋涇浜」地址，裡面再套一個信封，寫明是給孫的。

　　作這些偽裝是必要的，因為當時的袁世凱雖已氣息奄奄、命在旦夕，但還在垂死掙扎，妄想保住權力，所以從海外回國反袁護法的革命者都須採取嚴密的掩護措施。慶齡回到上海後，就得「幫忙處理大量文書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語）。這裡所暗指的是孫中山的《第二次討袁宣言》（第一次討袁檄文是從日本發的）。

　　正如在她以後的生活中，所經常發生的那樣，慶齡這一次改變環境，把她推進了一次新的危機。就在她到達上海的前一天，孫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屬陳其美被袁世凱派遣的刺客槍殺。在辛亥革命時，陳其美佔領了上海這個港口大城市，然後又攻佔了南京，使孫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動是可想而知的。

　　「陳其美的遇刺是駭人聽聞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凱手中被害的許多無辜的愛國者之一。」慶齡在5月27日給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寫道，「我的所見所聞使我內心十分憂傷，但真理必將永存，我們一定能夠看到中國再次恢復和平和繁榮並為人類造福。」

　　她在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到達之前，他（指孫中山）的住處同陳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無所畏懼的，即使有許多特務跟蹤他時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總是不放心。但有許多事情他必須親自照看，因為他是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唯一能挽救我們的中國免於毀滅的人……」

　　「我們很快將離開上海」，她接著寫道，「但請仍把給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純三郎轉交。信上不要寫什麼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為陳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務暗殺的。」

　　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當了總統。真正的權力落入皖系軍閥頭子段棋瑞總理之手，時局毫無起色。但袁世凱臨死前的恐怖統治總算終結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稍有緩和。

　　7月末，慶齡病倒了，嚴重的腸胃炎，發高燒，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過於緊張所致。孫中山很著急，立即找山田去請一位好醫生來診治。到8月中，慶齡病癒，可以外出旅行了，孫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寧波、杭州和紹興去旅遊和休養。他們在那些地方接觸了一些政界朋友，孫作了幾次重要講演。從留下來的照片上看，這對夫婦表現出度假時的那種輕鬆愉快情緒。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閒旅行——但即使是這一次也只能說是半公事半休閒的旅行。

　　回到上海後，情況變得好一些了。宋慶齡在1917年2月19日給梅屋夫人的信上說，以後通訊可寫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環龍路63號」。（環龍路即今南昌路，在當時上海的法租界內）。她信上談的也不是政治危機而是電影製片業（梅屋莊吉是日本電影業的先驅）：「我要是自己有錢，很願意同你們合夥經營電影業，因為這是一種偉大的教育工具。」（雖然她從未參與過電影製片工作，她一生都是電影的忠實觀眾中的一員，遇到有她認為優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們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們找到一起來觀賞。）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寫道，「我們的家裡經常是賓朋滿座」。他們的「地下」生活結束了。

　　宋慶齡在4月17日寫的第三封信是給梅屋先生的，因為梅屋夫人正準備動手術。在這封信裡，慶齡又回到當時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上來：「我想你大概知道，許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國拉進歐洲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去。這樣做，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許多人為了錢、微不足道的一筆錢，竟然甘心犧牲國家的生命，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幾乎花費了他的整個青年時期為中國振奮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對某些高官這一自甘墮落的行為強烈反感，這些人把金錢和地位置於諸如真理、榮譽、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這些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此處皆為譯文。宋慶齡的函件、文章多數用英文，本書所引用者如采自己發表的譯本，皆在注釋中注明，其他則為本書譯者的譯文。——譯者
　　②所有這幾封宋慶齡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孫女小阪珠訪子（小阪哲郎的夫人），經久保田博子夫人協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參戰問題不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驗，也是《臨時約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驗。新總統黎元洪和極大多數國會議員都反對參戰，但掌握軍權的內閣總理段棋瑞卻一味主張參戰，並在與各省督軍密商後，置國會於不顧，一意孤行。這個軍閥首領在首都橫行霸道，各地軍閥則在他們各自的防區內擁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國的軍閥主義災禍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樣以政變為特徵，而是連綿不斷地進行流血的、毀壞性的內戰，其源蓋始於此。

　　孫中山既無兵力、又無權力，但他有崇高聲望，所以他寫的反對參戰的小冊子（由他的親密追隨者朱執信署名）在輿論界產生很大影響。宋慶齡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孫的立場。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筆錢」是指段棋瑞從日本銀行拿到了一筆500萬日圓的貸款（史稱「西原借款」），作為中國參戰的報償。

　　進行這樣的收買活動的不止是日本。美國駐華公使保羅·賴尼希和曾任袁世凱顧問的倫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頗有影響力的喬治·莫裡森，他們都曾各自為本國政府進行過活動（美國在1917年2月參戰）。他們答應給予中國政府各種獎賞：不僅德國在中國所攫占的土地、特權和賠款都將歸還中國，而且協約國還將貸款給中國。他們還示意將修改或重訂19世紀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無恥的騙局。西方盟國早已秘密許諾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省的租借地——同把它們歸還中國完全是南轅北轍。至於他們自己在中國所擁有的特權，當然根本無意作絲毫的讓步。

　　認為參戰無益、徒然引起內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孫中山。許多不屬革命派的各種人物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對，其中有總統黎元洪、民國國務總理唐紹儀、孫的君主立憲派政敵康有為。國會沒有通過參戰議案。

　　面對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時候獨裁者袁世凱所做的那樣——悍然踐踏1912年頒佈的《臨時約法》，對德宣戰。黎元洪因此下令將段免職，但結果卻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辮子將軍」張勳所推翻。（張勳和他部下幾千官兵都蓄辮，以示對覆亡的清朝仍忠貞不渝。）清王室又被從墳墓裡請出來。名義上的王室首腦、12歲的溥儀又被宣佈為皇帝（根據1911年清帝退位時的協議，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內）。在得不到人民絲毫支持的情況下，他只「在位」12天，還不如袁世凱——袁還做了83天皇帝。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證明，對中國來說，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對君主制度的唾棄，比西方的法國更加徹底，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後，經歷了幾次復辟——建立帝國或王國——前後好幾十年。

　　這出鬧劇正是軍閥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總統手下沒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來鎮壓「辮子兵」。段棋瑞再任總理，馬上把這個倒黴的總統換掉，換上了一個馴服工具，並解散了國會。這個國會是1912年選出的，在袁世凱倒臺後重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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