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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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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寧的評價:革命民主主義者 同盟會的政綱現在也有了「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為思想基礎。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歐洲進行研究工作之後逐漸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學說,也是社會一經濟學說,因為民生主義中包含了平均地權的內容。這一條政綱是經過很多爭論才通過的。有些會員希望它只停留在紙面上。另外一些會員認為它不過是重複亨利·喬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則,即一切不勞而獲的土地所有權的增值(由地價提高所得的利潤)應歸國家所有,用於公共福利。還有一些會員則更為激進,認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認為兩者(土地增值歸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孫中山本人看來屬這部分人)。雖然暫時還不過是口頭的主張,土地問題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所有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土地問題。 ①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譯者 在民族主義中,重點也有變化。過去所突出的是反滿。這是一個很得人心的口號,因為占全國人口極大多數的漢族被「韃虜」(當時對滿族的貶稱)征服和屈辱了兩百多年。但現在的民族主義則傾向於反對任何種族或類型的君主制度,並與民權主義聯繫起來。「中國人」這個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漢民族」。以後成立民國時,新國旗由紅、黃、藍、白、黑五條色帶組成,分別代表漢族、滿族、蒙族、回族、藏族。這是中國成為共和國後的第一面國旗,也就是第一章中敘述過的宋慶齡在美國威斯裡安學院宿舍中興高采烈地掛起來的那面國旗。它象徵著一個統一的二多民族的國家。 還有,民生主義不僅預示了土地改革,還提出要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孫中山很欽慕西方資本主義在生產上所取得的成就,並要中國迎頭趕上。但他也親眼見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造成的苦痛和衝突。因此,他希望中國走另外一條道路,並在那樣一個較早的時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為同盟會向設在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總部申請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為國際的機關報寫過文章。他也會見過國際的一些領導人如比利時的埃米爾·王德威爾得和法國的讓·饒勒斯(後者因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刺)。① ①埃米爾·王柏威爾得(1866一1938),比利時政治家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傑出人物。饒勒斯注見前。——譯者 但孫中山的觀點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後者認為階級鬥爭和工人革命(在資產階級國家不能處理它的社會矛盾時必然會發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孫中山卻只要進行一次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這一革命具備這樣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剝削的罪惡(他對此憎厭)、又能避免社會衝突(他希望他的國家不致發生)。儘管如此,有一個因素使他同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比任何一種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更為接近,那就是他對於中國當前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任務,採取了一種戰鬥的革命的態度。正是這種戰鬥精神使他後來更密切地同被壓迫階級結合在一起,並同中國和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結成盟友。 列寧瞭解了孫中山的經歷和思想之後立即抓到了這一革命的本質並加以讚揚。1912年7月,他在發表在布魯塞爾出版的社會主義者的《人民》雜誌上評論孫的一篇文章時寫道:「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嚮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歷來的壓迫者作鬥爭。」 在列寧看來,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列寧接著對比道,「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著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在表示熱烈的贊同之後,列寧提出了這樣的批評:「但是中國民粹主義者的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列寧當時認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資本主義的;相反,它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改變了他的觀點,認為不發達國家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就向社會主義轉變,因為十月革命之後,不僅存在著各國因其發展階段不同而異的國內兩種制度的衝突(在發達國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不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而且出現了全世界範圍的兩種制度的較量,即革命力量(不論何種類型)共同對抗它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① ①引文見《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另請參看列寧以下文章:《亞洲的覺醒》、《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同上書,《新 促使中國的民意很快變得激進起來,還有在1905年發生的兩個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戰勝了沙俄。雖然這是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但這是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大國,所以整個殖民地世界都為此感到振奮。當時孫中山曾乘輪船經過蘇伊士運河,阿拉伯碼頭工人把他誤認作日本人,向他歡呼。儘管日俄兩國是為了爭奪一部分中國領土打仗、而且戰事主要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不少中國人仍對戰事的結局拍手稱快。這不僅因為中日兩國同屬亞洲(當時兩國都對美國歧視『東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議)而且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擊敗了一個專制國家。他們在這裡得出了一條中國應該汲取的教訓。中國赴日留學生的人數猛增,不光是因為到日本去學習現代知識比到遙遠的西方去要節約得多,還因為他們想學習日本如何把現代知識在亞洲國家中運用。 另外一個使中國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國革命。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革命的許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孫中山的親密合作者寫的。從更早一些時候起,孫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國革命分子建立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感情和合作關係。雖然這些俄國流亡者人數很少、處境困難,他們據說還曾給孫中山送過一些武器並傳授了製造炸彈的技術。① ①請參閱S.L.齊赫文斯基著《孫中山關於對外政策的觀點和實踐》(俄文)。 他們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過的、波蘭出生的尼古拉·K·蘇濟洛夫斯基(化名為尼古拉斯·魯斯爾)(184?—1930),他同孫中山相識並常通信。他是一個真誠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屬那種列寧認為可與孫中山相提並論的類型。他們在1906年的通信特別引起人的興趣。孫中山讚揚魯斯爾撰文對中國的再生表示熱誠,這在歐洲人中是難能可貴的。但他認為魯斯爾呼籲美國銀行家和技術專家無私地或平等地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未免過於天真,因為在孫中山看來,美國或歐洲的資本家都不可能是無私的。相反,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他們就會大喊反對「工業上的黃禍」,因為中國工業不發展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儘管如此,他希望魯斯爾的呼籲會幫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願望的人民認識到,四分之一人類的進步也將使他們受惠。① ①這些通信是蘇聯漢學家A.N海菲茨發現並在1956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齊赫文斯基所著書中引用的是俄文譯文(原來一定是用英文寫的),現在本書作者又從俄文譯回英文,不可能與原來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為直接引文。 由此可見,即使在那個時候,孫中山對於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獲得真正的或長期的幫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說不抱——幻想的。從這個角度看,他自己作為未來的中華共和國的代表向外國當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經濟或其他優惠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策略,用以防止他們支持中國的反動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謀求實現的未來的獨立政府才有條件堅持外國以平等待我(不論具體安排如何)的原則,在此之前,中國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但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民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樣的一個新的中國在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沒有能夠出現。不管怎樣,他為了使這個新中國出現是作出了偉大貢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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