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總序)_愛潑斯坦

總序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是在我們這個使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20世紀中一位傑出的婦女。她的漫長的一生幾乎綿延了整個世紀。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這個世紀裡中國和國際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聯繫。她的個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獨特的。凡是見到過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給予的溫暖。她給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無遠勿屆的，因為它是同時代的脈搏諧和一致的。

　　這部通俗性傳記的目的是使讀者見到她。只要可能，有關她的事蹟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語言來敘述的。來源是所有能夠找到的她所寫的東西，包括數以百計的私人信函。在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寫給本書作者的，還有許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關於她現存的信件，應該指出的一點是，儘管數量很多，但遠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長期的地下政治活動中養成的習慣，使她對於留下有關她的活動詳情的文字紀錄十分謹慎。在必要時，她會要求受信人在閱後將信燒掉。保留下來的信件使人們更多地瞭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時事，或者只是附帶地提一下。所以，關於重大的事件，有許多只能依據她的正式發表的著作。

　　關於較大範圍的背景和側面情況，取材於歷史文獻、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錄或對他們的訪談紀錄，還有我自己與宋慶齡在四十多年相交中的回憶。在1938至1941年和1942至1944年這兩段時期裡，我經常——有時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其他時期——直到她1981年逝世，我們之間的接觸不是那麼經常。

　　宋慶齡在晚年曾多次表示過這一願望，即在她身後由我來為她寫一部傳記（我自己從未對她說過這樣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來是在1975年，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很多出版社負責人和作家來同我聯繫，有的甚至還派代表到這裡來找我，勸我讓他們來寫我的傳記……我只信任艾培^①來做這件事，因為他比別人更瞭解我。」到了1980年，她又提這件事：「我想請你在我死後寫我的傳記——我對別人不像對你這樣信任。」當我向她保證一定不負所托時，她很快又寫信說：「我終於可以這樣對你說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經同意承擔為我寫傳記的事，我是多麼驕傲和高興……所有自傳都免不了表現出自我中心，所以還是讓我所信任的朋友來寫我的傳記。」^②

　　①對愛潑斯坦的昵稱。——譯者
　　②宋慶齡致愛潑斯坦三信的日期分別是1975年5月28日、1980年3月15日及同年9月25日。

　　儘管在這裡可以感覺到她想到了死，但這幾乎是上了年紀的人必然會想到的事。鑒於她長期以來總能戰勝病魔並且具有堅強的精神活力，她從未想到——我也從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終結會來得這麼快。但令人悲痛的是，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並且是在我們共同計劃的準備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之前——我們曾共同計』劃進行系統的談話和商量，但往往由於其他一些看來更急迫的、要她處理的事情而被沖掉了。我們以為總還會有充足的時間，實際上卻並沒有。

　　在她離開我們以後這些年裡，我竭盡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給我的光榮責任。我在多大程度上達成了這個目標，這要請讀者來評斷。我不以為這部傳記是最後的或最完備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詢到的材料的範圍之內，盡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慶齡真實生動地出現在所有讀這部書的人的面前。

　　現在簡述一下我的寫作原則。

　　讀者將會發現，在本書中，凡是宋慶齡的直接引語，沒有一句是不出於她的口或筆的。如果是推測或解釋——有時有必要這樣做——那末就說明是推測或解釋。我認為在傳記（不論如何通俗或非學術性）和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之間應該有明確的區別。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也是一種有價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種不同的形式，允許有想像出來的談話和情節，甚至可以創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們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就傳記而言，除了作為兒童讀物的故事書或者因為年代過於渺遠而很少或全無原始資料，這樣的作法是不容許的。

　　我稱本書是一部通俗的傳記，意思是說，我盡力避免使用學術性的寫法和用詞，並且避免在每一頁上都是滿滿的注釋，影響一般讀者的閱讀。對那些需要看這樣的注釋的人，所有的材料來源、參考資料和說明（除了早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之外）都在正文之後可以找到。有關她的史實，存在著一些空白點。很多材料已經散失或被毀了。當宋慶齡對我說，她會把她所有記得起來的事情全部提供給我時，我們都不知道給她留下的時間已經非常短促了。結果是，本來有些小問題她本人只須花幾分鐘就能說清楚的，現在要用幾個月的功夫進行研究，才能弄清楚；還有一些問題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問題很可能永遠無法弄清楚了。除少數例外，凡關於她的官方檔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見到。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難度，自然也增多了本書的缺點。在這方面，我還應該提到，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作傳記，而七十歲以上顯然已不是開始這樣做的適當年紀了。

　　我希望本書對那些還不認識這位偉大女性的人能有助於增進對她、對她的時代、對她的國家和人民的瞭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書能有助於為更多更好的介紹宋慶齡的著作的出現修築道路——這樣的著作是一定會出現的，不僅在我們這一代人、並且在未來的許多代人中間。如果本書對於有人想要拋出一些有關宋慶齡的不負責任的或懷有惡意的東西起一點阻礙的作用，那當然也是再好不過的了。

　　在過去幾年收集材料的過程中，許多機構和人士給了慷慨的幫助。我衷心地感謝所有這些機構和人士，但為了不使這篇序言長得過分，我不能在這裡—一指名道謝。但在注釋中，所有來源都是作了具體說明的。

　　我必須在這裡特別提到的機構有：北京的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和宋慶齡故居；上海的中國福利會，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會，上海市檔案館；廣州市文化局；孫中山原籍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紀念館；宋慶齡祖籍海南省文昌縣宋慶齡基金會。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宋慶齡日本基金會及該會常務理事和事務局長、長期潛心研究宋慶齡的學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書日本版的譯者）；感謝孫中山的忠實朋友宮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後人宮崎蕗苳和宮崎千代以及小阪哲郎和小阪珠訪子（主和子）他們家庭收藏的有關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豐富，極有幫助。這些珍貴資料歷經這個世紀中頻仍的戰亂而仍被細心地——並且奇跡似地保存下來，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兩國人民之間忠誠持久的友誼的證明。

　　在美國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已故的馬克斯·格蘭尼奇（並承伯莎·陶布協助），提供了在一個長時期內宋慶齡的信件；紐約市立大學思派亞學院A·湯姆·格隆菲爾德教授，主動地從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時間來尋找和複印很有價值的材料給我；西喬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為我增添了宋慶齡在梅肯市上大學時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使我得以瞭解一些史迪威將軍家庭的情況並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記。

　　在中國，我曾訪問過許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夢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保衛中國同盟的老同事；張彥，他是《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前第一副總編輯，讓我分享了他訪問宋慶齡母校美國喬治亞州梅肯市威斯裡安女子學院的成果；傅伍儀和張愛榮，她們也曾由宋慶齡基金會派赴美國訪問威斯裡安女子學院；已故的章克，告訴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慶齡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時的寶貴的回憶（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的顧錦心，她告訴我關於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舉了。

　　最後，我還要感謝《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使我在任職該社期間能有許多時間用於寫作本書；新世界出版社的陳休征接受了出版本書英文版的任務並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該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同我一起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

　　以上我只舉出了一部分機構和人士，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對其他不及列名的機構和人士的感激之情會比對他們稍遜。

　　在寫作本書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們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樣也在宋慶齡手下工作過）以及現在的妻子、在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的老同事黃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無保留的支援。

　　不論是哪一種文版，我都要為本書的中文譯者、我的老同事沈蘇儒和日文譯者、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別的謝意，因為他們兩位「超越了本職工作的範圍」，訂正本書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訛誤，提出改進的建議，從而在總體上為本書所取得的一些優點作出了貢獻。

　　至於本書存在的缺點，那完全是我的責任。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1991年1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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