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五最後的鬥爭(8)

十五最後的鬥爭(8)

　　在階級鬥爭的歷史舞臺上，每一個人的遭遇，都不是由其自身的主觀臆想決定的，而是由歷史發展的客觀形勢造成的。某些人一旦被推上領導崗位，就裝腔作勢，擺出一副天生領袖的樣子，到頭來總是身敗名裂。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人物。瞿秋白恰恰相反，他從未想到自己會當領袖，甚至當了領袖還念念不忘去當文人。他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儀錶，談吐，舉止，都是那麼斯文，平靜，充滿了文人的氣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瞿秋白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作家和詩人，在這樣的崗位上，他可以並且已經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瞿秋白卻不善於也不容易成為一個政治領袖人物。

　　作為一個未能脫淨「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的「平凡的文人」，瞿秋白從未想到要從事政治活動，甚至在從事政治活動時還對文學眷戀不已，卻被偉大的革命潮流推上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袖的位子，使他達到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的峰巔，又被更兇猛的浪頭迅速地打下了深深的穀底，他的「左」傾盲動錯誤，使革命事業受到了損害，並且成為愈演愈厲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先導，而他自己則成為比他更「左」傾路線的推行者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對象。本來，他的紳士階級的積習在革命鬥爭中可以得到徹底改造，達到新的境界。但是，他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幾乎始終是在城市裡渡過的；他沒有從事過工農運動，也沒有指揮過軍事鬥爭，他的直接的革命實踐活動太少了。他長期從事上層領導工作，把他自身需要改造的那些積習，需要解決的那些矛盾，需要掃除的那些弱點，統統掩蓋了，保存下來。他不僅始終拖著一個重病的身軀，而且始終拖著一個沉重的思想的包袱，蹣跚而行。於是，當他被敵人俘獲，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的紳士意識便強烈地表現出來。

　　《多餘的話》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過多的灰暗、傷感、頹唐、消沉的情調。對於一個共產黨人來說，毫無疑義這是應當嚴肅批評的。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看作是「叛變」，或是「晚節不終」。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對自己給革命、給黨所造成的損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認：「我的幼稚的理論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份」；承認他「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承認自己「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承認自己「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總之，他老實地承認自己不行，虛負了「党的領袖的聲名」。他毫無顧忌，沒有欺騙別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內心世界的一切和盤托出，留待身後的人們去品評是非功過。請問，這種嚴於解剖自己的行為，算是怎樣的「叛變」呢？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寫了「我實際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這些話主要是由上述「歷史的誤會」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悶情緒造成的。是不健康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話還包含著瞿秋白對王明路線的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在王明一夥打擊下所產生的苦悶心情。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多次說到他要「休息」，從時間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一夥把持黨中央領導權以後。他說：「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神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又說：「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還說：「我當時覺得，不管宇宙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對這些話，有人認為是對革命的「動搖」是「否定自己」。從字面上看，也許可以這樣理解，但要注意歷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環境。王明一夥把持的黨中央，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動輒給反對者扣上「反黨」、「反革命」的帽子，置人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他欲辯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麼說，他也就怎麼說；但並非真的沒有疑問與思索，只是在敵人面前不願說出，所以只說「心中空無所有」，對中央路線「懶得過問」等等。這些話，止好反映了那時黨內民主被扼殺，黨內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擊所產生的思想苦悶的狀況，而不能證明他對革命「動搖」，更說不上「叛變投降」了。

　　總之，《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党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乞求免死的念頭。相反，《多餘的話》中多處可以看見的倒是熱愛党、熱愛戰友，堅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勇於承擔責任和嚴於解剖自己，這是《多餘的話》的主要傾向，也是它的基調。

　　還應當指出，瞿秋白在獄中尖銳地批判過胡適，批評過三民主義^①，痛斥過蔣介石及其主子^②，並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級軍官進行過革命思想的宣傳^③。瞿秋白對獄醫陳炎冰^④說：現階段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農村割據主張是正確的。他在贈給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麼用處？」在瞿秋白看來，有的人雖生已死，因為他只有軀殼而無靈魂；有的人雖死猶生，因為他是一個不死的靈魂，與永恆的宇宙同在。

　　①據李克長《瞿秋白訪問記》；宋希濂的回憶材料。
　　②③見陳農菲：《不倒的紅旗》，一九六二年版。
　　④陳炎冰，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後脫党，解放後重新入黨。

　　象瞿秋白這樣的重要人物，如果對敵人有一點動搖乞降的表示，蔣介石是決不會放過利用他的機會而輕易地殺他的。相反，敵人正是從瞿秋白獄中革命言行和《多餘的話》中明顯地看出他決不會屈膝投降，才將他處死的。1935年8月，中統特務主辦的《社會新聞》雜誌首次選載《多餘的話》時所加的編者按語中說：「瞿（秋白）之狡猾惡毒，真可謂至死不變，進既無悔禍之決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瞿秋白在寫《多餘的話》以前不畏刑訊，謳歌蘇區；在寫《多餘的話》以後拒絕勸降，從容就義。這一系列的行動說明，《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在獄中全部鬥爭實踐中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一個環節。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專門寫了《告別》一章，一再向同志們親切地告別；一再說他寫的是「最後的話」，這都只能說明他決心舍生赴死，而沒有「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消極動搖，叛變投敵」的意圖。《多餘的話》的基本內容是自我解剖，這個行動說明他並非絕望地「消極等死」。他最後英勇犧牲同他就義前夕總結自己一生，這兩者之間沒有無法解釋的根本矛盾，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