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4)

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4)

　　布哈林在《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中提出了一個「第三時期」理論。儘管布哈林本人對這一理論有所保留，但在聯共（布）出席國際六大代表的堅持下，布哈林不僅提出了這一理論，而且在會上批評了與此不同的意見。這一理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形勢劃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18—1923），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無產階級採取直接革命行動；第二時期（1923—1928），資本主義經濟恢復，漸趨穩定，無產階級繼續鬥爭；第三時期（1928年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殖民地的革命鬥爭迅速發展。因而將發生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將引起革命，進而導致資本主義的總崩潰。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形勢就要到來。實踐證明，「第三時期」理論，是導致「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是極其有害的理論。至少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這樣的。

　　瞿秋白是國際六大代表中，最先對「第三時期」理論提出質疑以至否定的發言人之一，在他之前發言的有波蘭代表科斯特魯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對其中許多問題不甚了然」^①。他說：「共產國際的總任務就是防止戰爭、保衛蘇聯和保衛中國革命。可能這三項任務就是所謂第三時期的特點。但是，我認為，這裡我們還有一個空白，就是在經濟分析方面，當談工業生產力的增長、技術的改善等等情況時，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了一下新的經濟形勢對農業、對億萬農民現狀的影響。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夠清楚的。」^②農民的作用和農民土地問題、殖民地問題以及太平洋遠東問題，等等，都應該有詳細的分析，準確的估量，清楚的闡述。「既然我們在提綱中得不到有關農業、殖民地和太平洋問題的明確答案，那麼，所謂第三時期和第二時期似乎就區別甚微了。（有人插話：對！）」^③

　　①斯特拉霍夫在共產國際六大第十二次會議（7月27日）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7頁。
　　②《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7頁。
　　③《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9頁。

　　瞿秋白在大會發言中，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政策，總結了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了黨的總路線。他說：「黨的總路線就是爭取群眾。」^①他認為，應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這一任務，即中國革命沒有消亡，即使在遭到嚴重失敗後，它也在繼續發展，現在它應該重新聚集力量。

　　①同上書，第382頁。

　　出席國際六大的一些代表，由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曾經產生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國革命。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傾向。共產國際候補書記、美共黨員佩佩爾的言論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有過孫中山主義，現在又有托洛茨基主義」，「中國簡直就沒有一絲一毫的布爾什維主義」^①。對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會議的報告中嚴肅地宣告：「我受中國代表團委託作如下聲明：佩佩爾硬說中國黨內過去是孫中山主義，現在是托洛茨基主義，這純粹是誹謗。」^②「應當承認，武漢事變以後，中國黨畢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我們損失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不過，我們在數量上的損失雖然很大，然而我們在質量上卻鍛煉了党，鍛煉成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黨。」^④我們領導了農民的武裝起義，實行了土地革命，開始了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我們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但是，「我認為，我們的任務在於，要以過去的錯誤為鑒戒，端正我們的布爾什維克路線。」^⑤

　　①②③④同上書，第543頁。
　　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81頁。

　　瞿秋白為廣州起義進行了辯護，批駁了佩佩爾說廣州起義是盲動、冒險，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行動的論點。瞿秋白認為，廣州起義雖然有許多缺點，也有錯誤，但是廣州起義具有社會基礎，帶有群眾性，發動起義是正確的。

　　「廣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個口號：『青天白日』旗（國民黨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幟。鐮刀斧頭的紅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幟！」^①「廣州起義，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它徹底打消了對國民黨的一切幻想，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即蘇維埃革命的新時代。」^②「廣州起義已作為中國工人無與倫比的英雄主義的楷模深入到勞動人民心中。」^③至於廣州起義以及中國革命中發生的錯誤，已經並正在得到糾正，今後將繼續檢討這些錯誤，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①②③同上書，第451頁，380頁，552頁。

　　佩佩爾指責中共不重視反帝鬥爭。對此，瞿秋白說：「如果象佩佩爾這樣提問題，我們似乎土地革命搞得過多了，而應該多加關心反帝運動。」^①「什麼是反帝運動？這就是抵制，遊行，集會，乃至罷工。我們在香港組織了持續近兩年的罷工，我們組織了許多遊行示威等等活動。但是，我們這樣做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後我們僅僅用這些方式鬥爭下去，我們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土地革命的口號下把億萬農民群眾發動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推翻帝國主義。」^②佩佩爾還主張「在民主的基礎上選舉農村的地方自治」。^③對此，瞿秋白幽默地說：「大家看，佩佩爾是何等徹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徹底』，因為托洛茨基還認為中國現在正是反革命時期，……並不想得出關於立憲的結論。」^④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才能進行到底」，「絕不可能有什麼憲政的道路，有什麼農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話：對！）」^⑤「如果現在佩佩爾要把我們曾經吃過苦頭的那種觀點強加給我們，那麼，這就意味著佩佩爾意欲頑固堅持我們過去過高估價民族資產階級的錯誤。這就意味著，佩佩爾不顧中國革命的教訓，還要重複那些使我們遭到失敗的錯誤。這就是主要問題。」^⑥

　　瞿秋白籲請代表大會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他說：「應提請共產國際各黨真正支持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起義。這種支持不能僅僅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式的支持，不能僅僅有反對白色恐怖的願望。」^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實行這樣的民族綱領：「第一，要堅持民族和語言平等，在這方面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還要堅持民族自決權）；第二，如同列寧所說的，要堅持國際主義的原則，要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來反對無產階級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始出現教條主義，把某些國家黨的經驗神聖化的時候，瞿秋白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是有重大現實意義的。

　　①②同上書，第544頁。
　　③④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545頁，546頁。
　　⑥⑦⑧同上書，第546頁，550頁，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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