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對潘漢年同志的片斷回憶

對潘漢年同志的片斷回憶

　　——劉英

　　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央蘇區。

　　1933年6月，經過長途跋涉，我從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漢年同志比我先到，在黨中央局擔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洛甫（即張聞天）兼任的。他們在上海時就很熟，潘漢年負責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臨時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駐地在下霄區，離黨中央局很近。記得剛到瑞金不久，洛甫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那時從外面回蘇區的人，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路費，能餘下幾個錢，拿出來請客吃了，叫做「打土豪」。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幾個同志就到他們那邊去，約了十來個人，到縣城館子裡吃了。一頓，不過是熬豆腐、紅燒肉之類，卻感到是莫大的享受。這十來個人中間就有潘漢年。大家並不喊他名字，都親切地叫他小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雅號還是20年代他在創造社出版部時得的。他自己說是小夥計，人家則給他升格，說他是未來的老闆——小開。

　　那時大家都年輕，每天晚飯前後，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山歌，還愛搞點體育活動。愛打監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小開和洛甫、陳雲愛打乒乓球。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裡辦公，洛甫、小開住樓上，博古、陳雲住樓下，樓下客堂間裡用方桌子拼成球臺。我去看熱鬧，他們總要喊：「劉英，來一盤。」那時生活很艱苦，但大家親密無間，精神很愉快。

　　漢年同志是從文化人成為革命家的。他英俊瀟灑，忠誠積極，精明能幹，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軍響應我們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派代表來蘇區談判共同反蔣抗日。漢年同志是紅軍和工農政府的全權代表。他同十九路軍的代表徐名鴻、陳公培談判了一個多月，草簽了抗日作戰協定，並作為我方駐福州代表赴閩。不久就爆發了「福建事變」。漢年同志從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這時就為黨內同志所稱道。其時我被派往福建團省委巡視工作，以後又留在那裡擔任團省委書記。漢年同志的這段經歷，是後來聽說的。

　　在1934年5月擴大紅軍工作中，我同漢年同志有過一次深談。

　　1934年4月，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下，廣昌戰役拚消耗打硬仗，傷亡很大。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很不利。為了支援前方，擴大紅軍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調一批幹部擔任「擴紅」突擊隊隊長，到各縣去工作。我被派到於都，漢年同志被派到楊殷。在各縣任突擊隊長的還有王首道、陸定一、金維映等同志。楊殷縣是贛南的一個邊縣，為紀念1929年與彭湃一起犧牲的楊殷烈士而設。這個縣緊挨著白區，紅白交錯，來回拉鋸，情況很複雜。與根據地中心區不同，這裡黨的影響比較薄弱，群眾對我們還不大瞭解，加上國民黨特務活動很猖獗，造謠不說，還搞暗殺，殺害我紅軍家屬。所以「擴紅」的困難很大。當年負責領導「擴紅」的是李維漢同志，漢年同志到楊殷開展工作，瞭解實際情況後，就如實向他反映。說當地群眾聽說「擴紅」，不少壯了跑上山去了，還有的跑到白區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分配的「擴紅」任務很難完成。他還提出，要求邊縣象中心區一樣完成「擴紅」任務是不可行的。李維漢同志聽後，就說潘漢年右傾，把他的突擊隊長給撤了。漢年同志被撤職回瑞金，路過於都，他來看我。他很不平，對我說：「下面的實際情況不反映行嗎？反映了就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不過這一次撤職並沒有對發揮漢年同志的才幹產生多少不利的影響。黨中央不久就作出決定，紅軍主力要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轉移。在西征行動之前，為減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紅軍同粵軍陳濟棠進行停戰談判。這次談判，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又是潘漢年同志。中央紅軍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多少阻擋，沒有多少傷亡，同談判成功是有關係的。

　　我同漢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長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調到地方工作部的。這裡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漢年。男同志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志有蔡暢大姐和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在老鄉家裡養傷。後來又多了一項，叫做「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第二次佔領遵義以後，潘漢年同志忽然不見了。他當時已經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到哪裡去了呢？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復和重建白區黨的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他化裝成商販，編在被紅軍拘捕的「雲土」商販隊裡，故意策劃他們逃跑。這樣一路上得到這些人護送，轉輾經香港到了上海。8月間，他同後來到上海的陳雲同志會合，即離滬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潘漢年同志在長征途中消失以後再次突然出現，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長征到達陝北後，我同聞天結了婚。1936年7月，黨中央從瓦窯堡經安塞到達保安，住在保安城外東南郊的一片窯洞裡。

　　漢年同志這次回來，肩負著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被派回國商談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達香港，七八月間先後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會晤。其時國民黨剛開過五屆二中全會，向我黨中央提出了新的國共談判的條件。國民黨代表希望潘漢年立即到陝北聽取黨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他們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的答覆。於是漢年同志即從南京趕到保安。

　　這時，聞天和毛主席、恩來同志等中央領導人也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覆南京方面的來信。漢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彙報。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當晚我們乾脆叫他住在我們的窯洞裡，在我們炕前支了一張行軍床，徹夜長談。

　　漢年同志彙報他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具體內容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他這次回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可以從他來保安以後黨中央的活動明顯地看出來。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後，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記得8月份開過會後，潘漢年同志即去西安，準備到南京去談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討論統一戰線和西南問題被召回來了。這樣，他又參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我印象中漢年同志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是剛從共產國際那邊回來的，說話有影響。但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麼，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志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志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在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志，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贊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意批評，不應藉故攻擊。漢年同志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進一步鞏固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

　　潘漢年同志是為我們黨的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勞不應該埋沒，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共產主義的堅貞，更要大大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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