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陳雲與潘漢年(2)

陳雲與潘漢年(2)

　　3．在黨內披露事實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上，刊登了黨組織所代寫的另一《伍豪啟事》，指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的造謠誣衊，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的」！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來污蔑伍豪同志（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污蔑中國共產黨。」

　　4．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請法國律師巴和代登啟事以否認偽造啟事，進一步肅清其影響。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佈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佈告中說：「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陳雲在談及此事時說：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只知道報上登出《伍豪啟事》時，恩來同志已去中央蘇區，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瞭解地下黨設法揭露這個陰謀的情況。那時接替我負責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據他說揭露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任務，那時是交給潘漢年辦的，由此也可以說明潘漢年同志在党的歷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陳雲於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轉到中央蘇區。不久，康生去了蘇聯，特科工作實際上是潘漢年具體負責。1981年11月，陳雲在回憶特科工作時講，在特科中，「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他是領導」。

　　1933年5月，潘漢年亦從上海轉至中央蘇區，到蘇區後立即被任命為中央局的宣傳部部長；同年六七月，調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此時，陳雲在蘇區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兩人工作上沒有直接往來。

　　共同擔負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陳雲與潘漢年都加入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陳雲擔任五軍團（後衛軍團）中央代表，潘漢年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年二三月間，在紅軍重人遵義城不久，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通知潘漢年，要他隨陳雲到敵區，主要任務是：在上海附近長期埋伏，恢復黨的秘密工作；設法打聽上海方面有無國際關係，以恢復我黨因長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繫；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張聞天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當時，潘漢年與陳雲約定白區的聯絡方法，是在與陳雲相識的潘漢年的表妹呂鑒瑩的住址會合。呂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即從遵義起程赴貴陽城。途中改名楊濤，化裝成商販，以鄧發為他找的一個廣東商販為伴。到了貴陽，找到了貴州工委的秦天真，經秦天真派藍運城（女）同行掩護，約三四月間抵香港。到香港後，潘漢年即寫信給呂鑒瑩，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們安全，才赴上海。在滬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臨時中央上海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找到臨時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其時，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壞。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臨時中央上海局。以維持白區工作及與各方聯繫的局面。同年5月，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被捕。潘漢年到上海大約就在這個時間。浦化人告訴潘漢年：國際負責代表已不在上海，並認為白色恐怖嚴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張潘暫返香港，等待時機活動，國際方面也待取得聯繫後再通知。於是潘漢年重返香港。在港潘獲悉共產國際預備在當年下半年於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便產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聯絡國際關係的想法。並經梅龔彬（原名海電龍，自1932年起，與潘有來往）會見了陳銘樞、蔣光鼎等人，托他們疏通兩廣關係以辦理出國護照。

　　再說陳雲。自潘漢年接受任務，離開紅軍隊伍之後，陳雲繼續隨軍西行，經過兩渡赤水，突破烏江，強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艱難里程，於5月31日到達西康地區的滬定縣。當晚，陳雲出席在滬定縣城附近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

　　陳雲受命後，約6月中旬離開長征隊伍，在四川中共黨員席懋昭的掩護下，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村出發，經榮經、雅安、成都、重慶，乘船前往上海。

　　約6月底，陳雲到達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館，化名李介生。由於黨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一時難以接上關係。陳雲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這時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大學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鬥爭。此時，章鬱庵改名為章秋陽，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通過章乃器，陳雲很快見到了章秋陽。為安全起見，章秋陽將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裡唐文雲（章秋陽愛人）家中。這時原商務印書館黨員孫詩圃，奉組織之命亦從無錫趕到上海，參加掩護陳雲在滬的安全工作。安頓之後，陳雲即通過章秋陽，找到廠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瞭解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還通過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漢年立即來滬。在此期間，陳雲分析時局，產生了赴蘇的想法，並通過章秋陽順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她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都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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