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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與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3)


  鞏固發展統一戰線

  解放初期,上海市協商委員會根據全國政協關於組織各界人士學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精神,組織上海各民主黨派、市工商聯等二千多人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學習。針對黨內外存在解放後統一戰線工作還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漢年向各界人士作了《關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的學習輔導。他著重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統一戰線還要進一步鞏固與擴大。他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就一定要讓中國的資本主義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才能走向社會主義;民族工商業在五種經濟並存中有一定發展前途,但同時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統一戰線必須由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潘漢年還談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關係問題,他指出:各個階級的代表都有依據共同綱領平等發言,共商國家大事的權利。各個階級階層在共同綱領的大前題下,都代表著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統一戰線內部有團結有鬥爭。

  上海解放之後,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為了加強和鞏固統一戰線,妥善安置了13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和9000多名失業知識分子。著名學者和愛國民主人士還被提名當了全國政協委員,體現了黨最廣泛的團結各階層人士的統戰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後設立了市府參事室和文史館,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吳蘊初、「煤炭大王」劉鴻生從香港回滬後不久,即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韋愨、盛丕華、金仲華、榮毅仁、趙祖康、胡厥文等黨外人士先後就任副市長。陳毅和潘漢年都很重視黨外副市長,要求辦公廳為他們配好秘書,及時送閱文件,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彙報,請示工作,讓黨外副市長做到有職有權,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還十分重視市、區兩級政權機關中的統戰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開機關內部統戰工作組成立大會,市委、市府有關負責人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專家等二千餘人參加了會議。潘漢年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後來,他還對機關統戰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結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工作,向黨外幹部作報告」。由於民主人士擁有共商國家和上海大事的權利,調動了各界人士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興旺景象。

  廣泛結交新老朋友

  統戰工作就是團結和爭取黨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們交朋友,與我們一道工作。對於各界上層人士,爭取、團結了一個,往往就能爭取、團結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別是一些過去對黨不瞭解的上層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往往首先是從對共產黨幹部認識和瞭解開始的。而這些人最先接觸到的,就是共產黨做統戰工作的幹部。潘漢年在擔任統戰部領導以後,他向華東和上海統戰部門的幹部反復做動員和教育工作,要求統戰部幹部發揚党的統戰工作的優良傳統,善於廣泛結交朋友。

  潘漢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過去長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軍政界愛國人士。上海解放後,他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工作的面更廣、更複雜。許多新的領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還需要結交許多新朋友。作為負責華東、上海市統戰工作領導的潘漢年深知必須團結和結交更多的朋友,才能開創工作的新局面。

  從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漢年就開始結交趙祖康這位朋友。他關心趙祖康的工作,尊重並傾聽這位黨外朋友的建議。上海解放後不久,趙向潘建議,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長陸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過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希望考慮給陸大公安排工作。潘漢年接受了趙的建議。這令陸大公十分感動。他感到潘漢年所代表的共產黨人是實事求是的,並不是因為陸大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公安局代理局長而予以排斥。趙祖康也感到潘漢年是真誠信任黨外的朋友。

  潘漢年對一些老朋友不僅在生活上關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關心。王昆侖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經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原屬￿國民黨的左派人士。從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聯繫,並在1933年秘密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中斷了和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但是,他還是忠誠地為共產黨工作,為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和潘漢年也保持著時斷時續的聯繫。解放後,王昆侖對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十分關心。為此,王請求潘幫助。潘不僅負責地向中央組織部證明了他所瞭解的有關王昆侖的歷史情況,而且很快給王昆侖覆信,潘的關心與負責態度,使王昆侖深感欣慰。

  潘漢年對於一些老朋友,對於一些統戰工作的對象,既有必要的關心與照顧,同時又堅持一定的原則。有些問題可以靈活處理,有一些問題必須堅持原則。新聞界一位頗有影響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擬編譯10種新書,向主管出版的單位借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但長期未還。此事在新聞出版界鬧得沸沸揚揚。出版部門和統戰部門都向上級打報告,擬讓有關部門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漢年知道後,慎重指出:此事應「提出清查積欠之辦法。現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訴,尚嫌過早」。後來,出版部門按照潘漢年的意見妥善處理了這件事,從而避免了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樣,潘漢年在處理一位耆宿在滬住房租金的問題也是非常認真細緻的。上海解放後,這位老人對居住的住房租金調整提高有些意見,潘漢年知道這情況後、認為對這樣一位老先生必須充分照顧,不能為一點很小的事情而傷害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這樣一類不因小事而傷害朋友感情的事例還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工作,兼職很多,每天要處理成堆的文件,聽許多彙報,在百忙之中,對於統戰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親自出面處理。一位愛國人士犧牲後,他的遺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其日常開銷。上海解放後,這位女士的開銷日漸增大,以至中央統戰部按月給的費用不敷開銷,拖欠了很多債務。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因為,某女士的生活費用由中央統戰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處理。於是,潘漢年寫信給中央統戰部領導。後來,在潘的親自協調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決。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這不僅是一點錢的問題,其中還有政治影響、黨的統戰政策、人的感情等問題。因此,即使是對於這樣一類瑣碎事情,潘漢年也從不馬虎從事,而是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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