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傑出代表(2)

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傑出代表(2)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上海救亡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與以宋慶齡為首的各界上層人士、社會活動家的衝鋒陷陣是分不開的。上層人士的出面，對基層群眾性救亡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但是，宋慶齡等在上海救亡運動中的公開露面，必將引起日偽的極端仇視。上海華界淪陷前後，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1937年10月便開始考慮如何安排上層人士的撤退問題。10月下旬，當他接到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為了宋慶齡的安危，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馬上親自把電報送給宋慶齡。由於宋慶齡尚有工作需要處理，一時無法離開。上海華界淪陷後，潘漢年再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催促宋慶齡速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立即通過地下黨員李雲向宋慶齡作了轉達。12月23日，宋慶齡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達碼頭，乘德國郵船離開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著名政治活動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華界淪陷後，由潘漢年安排撤離上海。當時，上海的形勢已急劇惡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華界淪陷的當天致電潘漢年讓他轉入地下，「完全秘密」起來。①但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危，考慮到他們隨時可能遭受日偽的暗害，潘漢年仍忘我地工作著。為向各界人士闡明撤退的意義，潘漢年以宴請的形式，專門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解釋在日軍佔領上海的新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必須撤離上海。之後，從確定撤退對象，到交通工具的選擇；從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員陪送，事無巨細，潘漢年均親自過問。由於他細緻周全的安排，這些上層人士均安全地撤離了已被日軍包圍的上海。

　　①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潘漢年、劉曉等《關於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的方針問題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潘漢年在廣泛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根據周恩來關於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係，廣泛聯繫群眾，建立群眾組織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層的統戰工作推動基層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他充分利用「八辦」公開合法的地位，通過新聞界的楊棗，職業界的王紀華，文化界的王任叔，婦女界的沈茲九，與各界救亡團體保持密切聯繫。隨著各界救亡協會的相繼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形成澎湃之勢，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

　　①劉曉：《上海地下党恢復和重建前後》，《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1輯。

　　1937年夏秋之際，第二次國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漢年充分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與國民黨及部分地方實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拓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就以爭取《救亡日報》的出版為例，最初國民黨市黨部對「文協：，要求出版機關報——《救亡日報》持反對態度，並遲遲不予批准。以後迫於形勢，雖然改變了強硬的態度，但要求《救亡日報》必須國共合辦。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報》辦成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報紙，並就此事與國民黨市黨部負責文化工作的潘公展進行了具體磋商。為了保證《救亡日報》既能公開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國民黨所包辦，潘漢年在與潘公展見面前，首先擬定了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人事安排，並就我方請夏衍任總編輯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

　　8月中旬，潘漢年和潘公展之間關於《救亡日報》出版一事的談判在浦東大樓潘公展辦公室進行。潘漢年約了郭沫若、夏衍同去。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任《救亡日報》社社長，這一表態與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壞歡迎郭沫若回國大會顯然有了天壤之別。因為這時的潘公展已經看到了國共合作的大勢及郭沫若的巨大影響，請郭沫若任社長是眾望所歸。但是潘公展接著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的具體設想。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為了把報社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中，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於國民黨方面派進報社的人選對報刊出版工作都較為生疏，加上《救亡日報》的大部分編輯、記者、工作人員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協」宣傳部根據潘漢年的意圖協商選定的，這樣就從事實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過合作辦報的途徑左右《救亡日報》的企圖，為黨爭取到了一塊公開合法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

　　「八一三」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分別到國民黨軍隊陳誠總部及張發奎、羅卓英部進行抗戰宣傳服務活動，是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組織戰地服務團至國民黨軍隊服務的想法最初是陳誠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後，郭沫若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根據周恩來廬山談判中涉及的有關向國民黨軍隊派服務團的精神，認為可以同意陳誠的要求。並且提出我們可以組織一批愛國的革命青年到國民黨部隊去工作，不僅可以在戰地群眾中做宣傳、組織、服務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進行團結救亡的教育。但潘漢年強調一點，即根據國共雙方的約定，一方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因此這次上海組織的三支戰地服務團切不能破壞這一約定。服務團成立後，潘漢年又專門找負責人開會，重申這一紀律。由於雙方信守諾言，戰地服務團工作進展順利，並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潘漢年在任「八辦」主任時，還把統戰工作做到上海青幫頭目、抗戰後出任國民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身上。針對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漢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送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後，第二天即在杜公館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捐贈防毒面具一事。最後，會議一致通過將1000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價值約1.6萬元）捐贈給前方八路軍將士的決議。①

　　①《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抗日戰爭（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在上海將近一年的統戰工作，不僅贏得了各界上層人士的信任與支持，而且將上層統戰工作與基層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將對國民黨的團結爭取工作與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從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陣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進程。潘漢年作為一名党的統一戰線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黨賦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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