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3)

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3)

　　1936年5月，我黨從2月間開始的在反蔣抗日口號下進行的東征取得一定勝利後，主動撤回陝北。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回師通電。這個文件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把蔣介石集團也包括在促其「覺悟」的範圍內。這是我黨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也促進了兩黨之間的談判。潘漢年到了保安，向黨中央彙報了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派遣他與國民黨方面接觸的經過。經黨中央研究，決定派潘漢年為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9月，他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信回到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副本。毛澤東在信中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的身份，勸說國民黨中樞人員吳稚輝、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促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後，潘漢年同宋慶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他還把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副本交給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毛澤東在信中說：「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

　　此後，潘漢年同他們也建立了經常的聯繫。潘漢年與張沖接觸，以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身份將《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交給了他。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個文件裡，對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內戰局面由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仍在繼續，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對國民黨較之過去有若干進步的地方表示誠懇歡迎，希望國民黨能有新的轉變。還提出了兩黨代表進行重新合作的具體實際的談判的建議。這個文件是公開闡明我黨關於國共第二次合作主張的正式文件，是我黨在西安事變前採取逼蔣抗日方針，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儘管我黨採取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現，然而，蔣介石毫無誠意。他震驚于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區的會師，不顧日本侵略軍已在綏遠東部燃起戰火和全國人民要求援救綏遠的強烈呼聲，不顧中共的一再呼籲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苦苦勸諫，決心繼續「剿共」，妄圖一舉將紅軍消滅。10月31日頒發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接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上海救國會領袖（即所謂七君子案）。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終於激成了12月12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極大地振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忱，使「一二九」後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其中親日派在日本的慫恿和支持下，企圖趁火打劫挑動更大的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間的矛盾。英美派為維護其本身利益，救出蔣介石，因而他們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安危一無所知。張沖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楊對事變的態度。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一向他們傳達。後來，南京國民黨方面派端納陪同宋子文、宋美齡到了西安。經過談判，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

　　西安事變的發生並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聯繫渠道，從而大大加快了兩黨合作的進程。

　　1937年1月，潘漢年到南京與張沖談判，這是西安事變談判的繼續。我黨提出釋放張學良，國民黨軍隊從西北撤退。2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五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國內的政治問題。我黨為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中國共產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閃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接著我黨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多次會談。3月下旬，潘漢年從上海陪同周恩來等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回到上海後，潘漢年與宋子文繼續談判紅軍的改編經費問題，又同張沖兩次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治合作問題。由於蔣介石這時在對日問題上仍舊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儘管我黨進行了艱巨的努力，談判還是沒有能達成協議。

　　193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又與潘漢年有了工作聯繫。他負責黨的上海辦事處工作，歸黨中央領導。7月7日蘆溝橋的槍聲，粉碎了國民黨「求和」的迷夢。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陳立夫、康澤談判後到了上海，在中國飯店與潘漢年和我會面，張毅在外面放哨，她買了一份報道「七七」事變的晚報回來。周恩來對我和潘漢年的工作關係作了具體交待。第二天，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在上海黃金大戲院後臺公開與救國會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會面，我也去參加了。

　　「八一三」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蔣介石被迫進行應戰。並於7月30日釋放了「七君子」。8月22日發佈八路軍改編的命令。9月2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早在7月15日就交給國民黨的《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發表了蔣介石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樣，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由於這次合作的推動，才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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