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

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1)

　　——劉曉

　　①本文原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5期。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

　　我最初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會後改稱中共江蘇省委）工作的時候。

　　1931年2月，我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潘漢年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時的省委秘書長，實際上只負責秘書處的文件、發行、交通等事務工作和財務工作。秘書處機關設在老靶子路10號。後來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樓上。秘書處負責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蘇北人，和派往蘇區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壽仁（湖南人）。負責財務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經費，先後和省委書記李維漢、王明直接聯繫。我只管秘書處油印文件、交通、密寫等所需經費，每月造預算，經省委書記批准，向彭休士領取。我除了秘書處工作外，還要和中央特科經常聯繫。特科工作是直屬中央領導的。派來聯繫江蘇省委的是劉鼎和胡先青。潘漢年雖是省委宣傳部部長，但也參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王明參加了江南省委的領導工作。他把花了半個月時間趕寫出來的《兩條路線》（1932年改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抄發給他的宗派集團傳閱，以新的左傾綱領來攻擊三中全會的決議，同時大規模地改組了上海各個區委，分派他的親信控制了各個區委。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錯誤還要「左」的觀點。他們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會後，王明又當上了江蘇省委書記。當時，黨內矛盾很尖銳、很複雜。一方面，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同時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霍秋白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另一方面，羅章龍等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江蘇省委改組後，王克全帶了幾個人闖到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裡來，他們氣勢洶洶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會議記錄和經費。當時，彭休士和我部在場，我們拒絕交出。他們不肯罷休，大吵大嚷。

　　後來，潘漢年趕來了，對王克全說：這樣吵嚷引起了敵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發生危險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連召開了江蘇省委擴大會議和第二次擴大的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行所謂「反右傾」的宗派主義的鬥爭，打擊何孟雄等。在這兩次會議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鬥爭說成是「江蘇省委當前的主要危險」。王明悍然宣稱何孟雄等的活動是「反組織的非法活動」，「已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的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活動並作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當時受到處分的江蘇省委內區級幹部就有20多人。王明還決定，江蘇省委的幹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與何孟雄等有任何來往。江蘇省委通知上海各級黨組織和赤色群眾團體都要與何孟雄等「割斷一切關係」，同時停止發給何孟雄等的生活費和工作經費。

　　當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傳到江蘇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是潘漢年從特科那裡得到消息後來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說什麼這是「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質有所不同。只佈置潘漢年去進一步瞭解情況。當大家提到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潘漢年和我都主張要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卻為王明所制止，他說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徹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潘漢年也在這個時候來蘇區，我在福建蒲田遇見他，他對我談了上海情況非常嚴重，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損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漢年到達中央蘇區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還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當時，中華蘇維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實行免費教育，推行識字運動和社會教育，並創立各種幹部學校和研究機關，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據1933年的統計，中央區的江西、福建、粵贛三個地區2932個鄉中，有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有補習學校6462所，學生94517人。在革命根據地中有許多報紙和雜誌，1934年初，中央區有報紙雜誌34種，其中《紅色中華》每期發行四、五萬份。

　　1933年8月，我從福建省委調到粵贛省委擔任書記，潘漢年兼任中華蘇維埃大學的委員，校長是毛澤東，副校長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潘漢年和我都當選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在這期間，他正忙著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間，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全權代表與福建人民政府談判，開展抗日反蔣運動。

　　1933年9月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福建進行抗日反蔣活動。派陳公培（吳明）攜帶蔣光鼐寫的《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書》到達五台。彭德懷和袁國平遵照周恩來的電示與陳公培會談。彭德懷和袁國平既肯定了十九路軍抗日反蔣行動，又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將會談情況電告了中央，並且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回信，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10月下旬，蔣光鼐、蔡廷鍇派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的全權代表，同陳公培來到瑞金，送來了十九路軍領導人給毛澤東、朱德的信。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負責這次談判工作，派潘漢年（潘健行）為全權代表，與徐名鴻進行具體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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