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傳略(6)

潘漢年傳略(6)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淪陷前夕，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潘漢年和劉曉，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作了佈置。12月25日，潘漢年在安排佈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後，與夏衍一起，乘船撤離上海去香港。

　　六

　　從上海到香港後，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潘漢年在香港、廣州、武漢、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淪陷區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黨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的代表，並負責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下，繼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共同努力，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把他們捐獻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救護車、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物資，通過武漢、重慶及時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大力支援堅持在敵後艱苦抗戰的瓊崖遊擊隊、東江遊擊隊；他們在港澳同胞、國外僑胞和上層愛國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他們利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有利形勢，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使香港成為黨的對國內外宣傳和聯絡的一個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間，廖承志、潘漢年還經常一起去廣州從事黨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漢年曾在廣州會見各抗日青年團體、進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熱情坦誠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中國革命的戰略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到廣州出版後，受到廖承志和潘漢年的關心。他們每次從香港到廣州，都要到救亡日報社去，給報社的同志談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瞭解報社的工作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潘漢年到香港後不久，曾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過兩個月。1938年1月7日，他從廣州起程去武漢。行前，會見了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闡述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1月9日，潘漢年曾出席正在籌辦中的《新華日報》在漢口江春餐館舉行的招待會。1月23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陳立夫、張沖、周恩來、董必武等129人被推舉為分會理事，潘漢年也是其中之一。

　　約在1938年3月間，潘漢年返回香港。8月間，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潘漢年留在延安參加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並參加過延安新聞界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活動。1938年11月10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潘漢年出席大會並講話，要求青年記者們認真宣傳抗日將士英勇戰鬥的事蹟，「系統地、具體地把它的事實內容，用生動的筆調」描寫出來。1939年2月5日。《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邀請延安新聞界學術界同志參加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80余人，潘漢年也出席會議併發了言。2月10日，中華戲劇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潘漢年出席並當選為分會理事長。3月22日，潘漢年主持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舉行的紀念「三一八」大會，慰勞全體保衛工作人員，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講話。

　　1939年4月，潘漢年奉黨中央命令離開延安，4月底途經重慶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經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聽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國際國內形勢，然後由潘漢年寫成電報稿交張唯一譯發，向黨中央彙報。9月，他又從香港到上海，對上海的隱蔽鬥爭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劉人壽。1940年秋，他領導建成了同延安通報聯繫的秘密電臺。在此期間，他曾為黨搜集了許多重要戰略情報。例如，1941年6月，潘漢年曾向黨中央提供過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以後，又向黨中央報告了日軍準備南進等重要情報。當時，潘漢年還在上海先後設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運輸公司」等商行，作為聯絡同志的見面地點。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李一氓在戰鬥突圍後輾轉到達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漢年講了事變的經過，潘則把事變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漢年陪李一氓到澳門去看望了葉挺夫人。隨後，又親自護送李一氓到上海，並通過黨組織設法安排他去蘇北根據地。在上海，他還和劉曉約見於伶，商議應付事變的對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央派人加強香港的領導力量，以開展與英美人士、華僑、各黨派、文化界的統戰工作。9月8日，毛澤東複電周恩來，表示同意加強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時派不出人來，仍由廖承志、潘漢年繼續負責。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形勢十分嚴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指示開展與英美等國人士建立廣泛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來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具體佈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據黨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經過各方面緊密配合和幾個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從日軍的嚴密封鎖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茅盾、金仲華、夏衍、胡繩、張友漁、劉清揚、宋之的、楊剛、梁漱溟、鄧文釗、胡風、蔡楚生等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幹部。其中大多數順利安全地撤往東江，再轉往韶關、桂林和重慶等地。此外，還安全護送了一大批國際友人到內地和海外；接應了2000餘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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