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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傳略(3)


  三

  潘漢年是最早與魯迅結識並建立聯繫的共產黨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魯迅從廣州到上海定居,當天下午,中國濟難會負責人王弼和潘漢年等人便前往魯迅寓所拜訪,當晚,王弼宴請魯迅,潘漢年和郁達夫夫婦、蔣光慈、樓適夷、許傑等人出席作陪。席間,魯迅和這些革命青年談笑風生,甚為歡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漢年和鮑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訪魯迅並共進晚餐。此後,潘漢年便成了魯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時間,在魯迅先生的日記裡,經常出現潘漢年的名字。

  20年代末,黨中央為了加強上海進步文化團體的團結,發展進步文化運動,要求文化界的黨組織做好進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進步文化團體之間的隔閡,爭取魯迅出掌左翼文化運動的旗幟。為此,中央領導同志專門委派潘漢年去徵求魯迅先生的意見。為了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潘漢年多次登門拜訪,與魯迅促膝長談,並就創造社、太陽社成員過去同魯迅關於「文學革命問題」的爭論問題,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得到魯迅先生的諒解。同時,潘漢年召集黨員文化工作者開會,傳達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黨員作家和黨外進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魯迅的論戰。他還多次陪同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去拜訪魯迅,誠懇地作自我批評。經過周密細緻的工作,終於完成了請出魯迅擔任「左聯」盟主的任務,這對於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具有重大意義。

  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潘漢年非常注意傾聽魯迅先生的意見。他曾經派馮雪峰去拜訪魯迅,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問題,徵詢魯迅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潘漢年對馮雪峰說,「左翼」二字用不用,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在為「左聯」成立做準備工作時,潘漢年為保證魯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聯」成立大會召開的前一天,潘漢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華藝術大學,檢查了會場的保衛工作,潘漢年特別關照夏衍,請他事先和馮雪峰、柔石講明,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讓他們陪著魯迅先從後門撤退。在會場中他也佈置了四個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保護魯迅。

  「左聯」成立以後,為了表達革命文化工作者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漢年和馮雪峰、柔石等商定,組織一次慶祝魯迅50壽辰的紀念會。在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的幫助下,紀念會於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蘭餐廳舉行。各革命文化團體的代表50余人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欣然出席。紀念會上,各文化團體的代表紛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衷心祝願魯迅先生為進步文化運動多作貢獻。魯迅也作了即席演講。通過這次活動,使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與魯迅先生的關係更趨親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漢年離開了文化戰線,但他還和魯迅保持著聯繫。據潘漢年的弟弟潘錫年回憶:1932年夏,他從宜興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館看到魯迅與潘梓年、潘漢年在吃冰激淩,熱烈交談。

  1936年4月,潘漢年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同時,受代表團的委派,赴滬相機邀請魯迅赴蘇聯療養。回滬後,潘漢年和胡愈之為魯迅赴蘇療養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然而,魯迅的健康狀況已不容許他作這樣的旅行。當時,魯迅先生病情日漸嚴重,潘漢年對魯迅的病情十分關心,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當晚,他和馮雪峰商量了挽救魯迅生命的具體辦法,決定要求宋慶齡聘請更好的醫生為魯迅作進一步的治療。不料19日淩晨,魯迅先生便與世長辭。潘漢年得到馮雪峰的報告後,立即將這一情況向黨中央彙報。

  魯迅先生逝世後,潘漢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馮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組織領導了魯迅的悼念活動,進一步擴大了党在進步文化運動中的影響。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黨組織發起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會上,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發表即席講演,高度評價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魯迅雜文的戰鬥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決定出版《魯迅全集》,潘漢年作為這項工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從各方面特別是在經濟上,幫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難。經過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時間,《魯迅全集》就得以出版發行。當時,這套書籍發行1000套。此外,還印刷了200套裝幀精美的紀念本,每套紀念本都貼有魯迅私人朱文印章,作為許廣平先生贈送給摯友親朋的禮物,潘漢年獲得一套。從此,潘漢年一直把這套《魯迅全集》珍藏在身邊,並伴隨他度過了身陷囹圄的27個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後,才被上海檔案館收藏。

  四

  潘漢年傾注精力,積極組織推動上海的進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成就斐然。這時,更加艱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1931年4月,黨中央調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擔任特科二科科長,隨後又成為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之一。在此期間,潘漢年協同陳賡、李克農,在周恩來、陳雲的指揮下果斷地清除了顧順章叛變後遺留的隱患,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參與組織、護送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員轉移到蘇區的工作;參與粉碎敵人偽造「伍豪事件」的陰謀;配合宋慶齡,聯絡國際國內知名人士,積極營救牛蘭夫婦,在對敵隱蔽鬥爭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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