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62)_學達書庫

六二

　　就在這時，從來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別是來自與新四軍各部對峙的日偽軍活動的種種跡象表明，日偽有可能對淮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為此，時任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的饒漱石把潘漢年找來，要他對寧滬兩地的情報網系作出新的部署，儘快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潘漢年與有關同志經過磋商之後，便向饒漱石建議，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敵佔區，以重新部署那裡的情報工作，並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繫，交換一些情報。在取得饒漱石批准之後，潘漢年便帶著交通員何犖，於3月下旬離開根據地，再次潛赴上海。一到上海，潘漢年先與負責電臺工作的劉人壽取得聯繫，瞭解了在他於1942年11月離滬之後的上海情報工作情況，隨後便約見了胡均鶴，提出要和李士群見面。胡告訴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蘇州，說要和李見面，只有到蘇州去。

　　第二天，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乘火車到達蘇州後，便逕直來到李士群家裡。但李家裡人稱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說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該不該去南京？胡均鶴、李士群的葫蘆裡究竟埋的是什麼藥？潘漢年一時無法判斷。不過，出於對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務考慮，潘漢年還是決定去南京一趟，以便會見李士群。

　　不料，潘漢年到了南京與李士群見面後，李卻突然提出汪精衛要接見他。李說：「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議會政治，聽說你來了，很高興，他想和你談一談。」

　　到了這個時候，潘漢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鶴預謀的真正意圖。他們用欺騙的方法，讓胡將潘漢年帶到南京來，然後挾持他去見汪精衛，從而一方面顯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則借潘漢年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來為自己向汪精衛邀功，使汪對他更加倚重，也讓他當時在「與周佛海的矛盾鬥爭中多獲得一點籌碼」。

　　事情到了這一步，請示彙報吧，已經來不及了；斷然拒絕吧，顯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為如果這樣，很可能會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衛面前丟了面子，李「翻臉扣人」倒並不在乎，但聯絡李士群，從他那裡搞到敵偽情報，證實有關「掃蕩」根據地的確鑿消息，就必將落空。經過短暫思考，潘漢年決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險去闖一闖。

　　對於汪精衛的過去和現在，潘漢年既有較為清楚的瞭解，又是十二萬分的蔑視。

　　汪精衛此人，名兆銘，字季新、季恂，精衛是他的號。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江西省），後遷至浙江山陰（今紹興），歷經明清兩代，其父游幕廣東番禺（今廣州），即寄籍於此。由於得風氣之先，汪精衛於1904年東渡日本留學，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在反清革命的舞臺上，曾慷慨悲歌，有過「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壯語，為時人所稱頌。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政策。1925年3月孫中山彌留之際，起草孫的遺囑，增加了政治資本。同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又被推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極力表示革命，被視為國民黨左派領袖。

　　1927年春，正當北伐軍勝利進至長江流域，革命向縱深發展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不到3個月，那個言必稱改組精神，文必舉聯俄聯共的汪精衛，因為屈服於內外反動勢力的壓力，又懼怕工農運動的發展，終於露出了殺機，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與蔣介石殊路同歸，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內戰的苦海裡。此後，汪與蔣之間在國民黨政壇權力之爭中，時而劍拔弩張，唇槍舌劍；時而杯酒言歡，廝守共枕。抗戰爆發之初，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參議長的汪精衛，卻被日軍的氣焰嚇破了膽，從一個民族失敗主義者迅速頹變為一個民族投降主義者。1938年秘密逃離重慶，公開叛國投敵，在南京建立了偽中央政權，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當年，潘漢年曾對這個反共魁首作過無情的鞭撻；今天卻要去會見這個人人皆曰可殺的大漢奸，這既是在李、胡挾持下的被迫行動，也是情報戰線上不可避免的偶發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漢年在特殊使命的驅使下所進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膽之舉。對於這次會見，尹騏作了細緻的描述，他寫道：

　　「當天下午，潘漢年由胡均鶴陪同驅車前往汪精衛的公館。他們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書長陳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廳坐了不大一會兒，汪精衛便從樓上下來，他和潘漢年握手之後，便坐下來開始談話。汪精衛說：『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收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

　　潘漢年說：『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產黨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達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的參政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

　　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救中國。』

　　最後，汪又對潘說：『你回去聯絡一下。以後的聯繫仍找李士群。』

　　潘漢年最後也對汪說：『新四軍的發展是肯定的。如果將來你感到與日本人合作有困難，要另找出路時，新四軍不會對你過不去，會給你一個轉身的餘地。』

　　和汪精衛的會見和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在描述了上述情節之後，尹騏不無感歎地繼續寫道：「談話本身當然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但重要的無疑是會見和談話本身的政治性的特點及其影響。且不說國共兩黨後來在這次會見和談話問題上所作的一些文章，僅就潘漢年個人而言，這次會見和談話後來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離開汪精衛公館之後，潘漢年仍由胡均鶴陪同，離開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與李士群見了兩次面，並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軍官公寓裡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談。在這期間，潘漢年還與劉人壽等商議了敵佔區和淮南根據地的交通和聯絡問題，對滬寧地區的情報工作作了佈置和交代。

　　4月初，潘漢年返回淮南根據地。

　　不知是出於對饒漱石的不信任，還是什麼別的原因，潘漢年在向饒彙報時，只談了上海的情報工作以及關於日偽軍「掃蕩」計劃暫時還不會有大動作等情況，而將與汪精衛會見一事隱瞞了下來。對潘漢年當時的動機和心態，陳修良的見解比較公允。她說：

　　「潘認為此事並非損害黨的利益，不過是一個工作問題，無關大局。他回到根據地後，本來準備向華中局饒漱石彙報此事，但由於看到「搶救運動」中亂整人的錯誤，他怕說出來會見汪某的情況，會被嚴重懷疑而又無法解釋清楚，因而沒有把此事向黨報告。後來他到延安，也由於同樣顧慮而未彙報此事。一個黨員對党不坦白，當然是一個錯誤，但這同『秘密投敵』，卻是風馬牛不相關。」

　　再說李士群自潘漢年走後不到半年，因誤食了日本人的半隻有毒的牛肉餅，於1943年9月9日在蘇州家裡暴死。於是以潘漢年和李士群為主角的情報戰至此收場。但在這場持續了4年之久的情報戰中，與汪精衛會見一事，對潘漢年是一塊特大的心病；對中共黨的組織，卻是一個尚未揭開的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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