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56)_學達書庫

五六

　　1939年9月，潘漢年因眼疾需要動手術，而當時延安又缺乏治療條件，經組織決定，讓他到香港治療，順便瞭解和兼顧那裡的統戰和情報工作。臨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根據情況和形勢的發展，決定是否留在香港搞情報工作。帶著治療眼疾和組織上交代的雙重任務，潘漢年離開延安經西安先到了重慶。他在重慶中共辦事處附近的上大樑子青年會旅館住下後，便約見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報人員劉人壽、黃景荷。劉、黃兩人是在2月初到達重慶的，按照組織上決定，他們是準備到上海去做情報工作的。在離開延安之前，潘漢年指示他們在敵佔區要取得合法的社會地位，要作長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機會學習無線電收發技術，就要學好，並囑咐他們到重慶後不同重慶公開機關或地方黨發生關係，只與香港、上海潘所領導的機構用郵政聯繫。劉、黃兩人向潘漢年彙報了在重慶已經人介紹，準備去國民黨海軍民權艦學報務的情況，潘向他們交代了今後的工作，要他們學成後即赴港聯繫。

　　在渝期間，潘漢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的潘梓年，看望了另一個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山城，互訴別後生活，「談笑甚歡」。此外，潘漢年還在青年會的旅館裡會見了該社編輯部的章漢夫、許滌新，許對這次會面的印象特別深刻，他說那次會面，幾乎談了整個下午。從延安的同志們對於《新華日報》的評價談起，一直談到王明的一些問題。「漢年談得最多，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話雖多，但是生動而尖銳。在這次談話中，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原則而又相當靈活的人。」

　　潘漢年在重慶活動了幾天之後，便通過老情報關係的梅龔彬找到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談判對手張沖，托他搞了一張機票，便離開重慶，飛抵香港。

　　一到香港，潘漢年立即與廖承志取得聯繫，向他彙報了此次來港的任務。此後，他一面治療眼疾，一面協助廖開展香港地區的統戰工作。

　　兩個月之後，潘漢年的眼病基本痊癒。正在這時，中共中央對潘漢年的工作有了更為明確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部長的身份，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指揮原在香港的各系統情報班子。當時，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報網的活動基點主要有三處：一是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所屬的情報點，由李少石負責，包括連貫、柯麟、徐明誠等。由於李少石等與國民黨上層有很好的社會關係，是獲取戰略情報的一個重要來源。二是東北抗聯駐港辦事處所屬的情報點，它的前身是東北義勇軍駐滬聯合辦事處，由董麟閣主持，直接受東北抗聯李杜將軍領導。該處分別在天津、重慶、香港設有電臺，潘漢年對此極為重視，到港後，「相互往來更加頻繁」，潘經常親臨指導。三是蘇聯派駐香港的情報點，由朱伯生負責。主要的情報人員有金仲華、邵宗漢等。他們在幫助蘇聯搜集國際情報資料時定期與上述兩個情報點進行橫向聯繫。

　　根據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即將上述三處情報點納入了華南情報局；接著又從廖承志處調來張唯一擔任情報局的內勤和機要，相當於秘書長的職務。張是湖南桃源縣人，「八·七」會議後由郭亮介紹入黨，是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好黨員，人稱「老太爺」。他加入潘漢年情報系統後不久，又新建了一個包括陳曼雲、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報班子。這一班子成立伊始，又吸收了剛從重慶赴港的劉人壽、黃景荷，董慧也在這時候加入。董在馬列學院結束學業後，中社部即派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會關係，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另外，潘漢年又吸收了著名實業家簡玉階的女兒簡竹堅和富有傳奇經歷的華克之等得力的情報幹部，使潘部情報工作的觸角深入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

　　自此之後，潘漢年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報工作的第一線，他的活動範圍也由香港而上海，乃至整個淪陷區，潘漢年也成了中共黨內聞名中外的傑出的「情報專家」。

　　為了進一步擴展情報隊伍，擴大情報工作的活動範圍，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敵偽方面的第一手情報，潘漢年在加強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又奉命著手組建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1939年9月，他帶著董慧以及劉人壽、黃景荷等人，從香港乘船到達上海。

　　此時上海「孤島」的形勢錯綜複雜。這裡既是敵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場所，又是攝取各種戰略情報的重要窗口。作為中共在港滬地區情報工作的總指揮，潘漢年深感責任重大，同時又清楚地意識到任務艱巨。與過去三十年代情報工作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情報工作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漢奸，昔日的國民黨特務和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勢力，已經由對手變成了友軍。因此，既要與日偽作殊死的鬥爭，又要善於利用矛盾、偽裝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間；既要與友軍合作和協調，在情報戰線上貫徹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又要處理好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以維護中共的根本利益。況且，情報戰線絕對不同於真槍實彈的戰場那麼陣線分明，這裡戰線模糊、隊伍混雜，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時候，一個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因此，在這條戰線上不僅需要那種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更需要的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鬥爭的藝術性和鬥爭的靈活性甚至比鬥爭的原則性顯得更為重要。

　　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職業、特殊的工作環境，潘漢年到上海後，便化名為蕭叔安，租用了百樂門飯店的上等房間作為掩護其活動的地點。當時，日偽警憲特務也經常出入這家頗有名氣的豪華飯店，潘漢年深知敵人有「燈下黑」的弱點，「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來個身入虎穴，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順便提及一事，38年之後，1977年4月，當潘漢年含冤死于湖南長沙時，由於不能用真姓實名，他的妻子董慧居然用「蕭叔安」的化名，為他樹了一塊墓碑，真是令人感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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