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海臨風(20)_楊瀾

二〇

　　§老人啊，老人

　　「活那麼大歲數幹嘛呀？六十歲就夠本兒了。」——說這話的大多數是青年人。

　　我的爺爺今年九十三歲了，他年輕時脾氣剛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麼事都不著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報紙，或雙手拄杖，垂眉閉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長出新牙，大家都說他返老還童了。但我清楚地記得他八十多歲時曾生過一場大病，臥床不起。當我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雙瘦骨嶙峋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淚來，似乎對我說，又似乎是自言自語：「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張皇不安，孤單無助，心中充滿恐懼。在那一時刻，我突然明白人類對於生的留戀，對於死的畏懼是多麼根深蒂固。凡是輕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經歷過死亡的考驗，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說，老年的來臨之所以可怕，便是因為它與死亡的距離太近，讓人沒了退路。也有人說，比生理的死亡更為可怕的，是力不從心的煩惱和不再被需要的沮喪，精神的空虛與孤獨無異於慢性的自殺。年輕人不願自尋煩惱，不願設想六十歲以後的麻煩事，全不顧中國的平均壽命已經達到七十歲左右。

　　然而時間並不搭理我們。它不緊不慢地向前走，讓我們每個人最終嘗到它的厲害。它也將把中國帶人老齡化的下個世紀。如果老年生活從根本上是讓人擔心和煩惱的，那麼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不是會變成一個不快樂的人群嗎？

　　有人寄希望於在養老金方面為老年人提供經濟保障，有人呼籲在醫療護理上為老年人設立系統的服務。我認為，社會固然承擔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們獲得幸福的關鍵。

　　我所認識的高夀老人幾乎都很豁達樂觀，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歲的她依然耳聰目明，每天親自去市場買菜，打掃房間，還要照顧近九十歲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銘是：「人要勞動，心要放寬。」她幼年喪父，家裡窮得只能吃蠶豆。她整夜地和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納鞋底，勉強過活。年輕時的她和外公從浙江紹興老家來到上海，勤儉持家，撐起一個小小的五金店，漸漸殷實起來。家中前前後後住過十幾位前來投靠的窮親戚，有的一住就是幾年。她一視同仁，資助不少遠親的孩子成家立業。「文革」時，她和外公被劃為「資本家」，家業被抄。一生積蓄，化為烏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時家境非常困難。原來受恩於她的親朋好友竟有人以怨報德。沒聽她怨恨過誰。她說：「多做好事，自己心裡踏實。」「文革」結束，政府發還了幾千元錢，這當然不抵當年被抄去的財產，但她揮揮手說：「身外之物，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一輩子靠自己的勞動吃飯。現在政府給我恢復了退休金，又有了勞保，就可以了。」她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在我看來，她對「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參悟，遠遠高於許多「知識分子」。

　　簡單的「知足長樂」並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養，智慧的錘煉，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積極主動的一面。

　　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曾與友人細述老年之道。他說：「凡是靠自身不能過美好、幸福生活的人，無論什麼年紀都會使他們煩惱；凡是力求從自身尋求各種美好的東西的人，按自然規律必然產主的一切事物都不會使他們覺得可厭。在這類事物中首先要數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卻又抱怨它的降臨。愚蠢使人變得如此反復無常！」當時有人對西塞羅說：「您對老年的降臨如此灑脫，乃是因為您既有名望又有財富的緣故。」西塞羅回答說：「這不假。極度的貧窮中，聰明的人也會一籌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給他大福大貴，他也還是會感到百無聊賴。」

　　我見過戎馬一生的將軍，晚年無法忍受侍花養草的生活，整日在對金戈鐵馬、縱橫東西的往事中黯然神傷；也見過平凡一生的看門老漢，在迎來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報紙的傳遞中，自得其樂，對世事的變遷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託，實在不能以世俗的功敗來評價權衡啊！

　　《楊瀾視線》的選題之一是美國老年人的生活。為此我採訪了位於紐約市外斯坦頓島上的「安樂家」老人院。這是一家公益性質的養老院，人院標準是取得綠卡三年以上，個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裡60％以上的居民是華裔老人。他們在養老院的吃住由美國政府負擔，另外每人每月可領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錢。我走進這家養老院時是上午十點左右。陽光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射進一樓的活動大廳，這裡是老人們活動的主要場所。窗邊一排排的沙發上，坐著三三兩兩的老人，或念念有詞，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對我們的攝像機也沒有任何興趣，連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們的楊女士解釋說，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癡呆或輕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沒有醫護人員提醒，他們可以在這裡坐上一整天。在大廳的另一邊，有幾張大桌子，圍坐著一些老人，正用毛線、彩布一類的材料做著手工藝品，如提袋什麼的。他們偶爾彼此交談幾句，但聲音很輕。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歲左右的婦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談。她姓蔡，來自上海虹口區，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十幾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現在有兩個女兒在上海工作，一個兒子已在紐約成家立業。幾年前她來到美國，起初與兒子、兒媳、孫子同住，而現在則一個人生活在老人院裡，兒孫有時一個月也不打一個照面。

　　「想他們嗎？」我問。她沒作聲。過了一會兒，頭也不抬他說：「不想，想他們做什麼？！」

　　「你在來美國之前想過會住在老人院裡嗎？」

　　她搖了搖頭。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搖了搖頭，說：「回去沒有地方住了。」

　　「女兒們呢？」

　　「提她們做什麼？我不想她們。不想了。」老人眼角滲出了淚水。

　　記者的本能促使我再問下去，但我沒有，因為那樣分明會觸動她的傷心事，使一顆在彩色絨線中稍得安慰的心又傷痛起來。而一旦傷痛起來，我又如何安慰？她淚水後面的細節我無法瞭解，我也寧願不知道。當初她即將踏上異國土地的時候，該是非常興奮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們該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該是與現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別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業和寄託，如今她一貧如洗，言語不通，把歲月時光編織進一隻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離去，又望見沙發上那些乖乖坐著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兩個正聚精會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線中舞蹈的灰塵。對比蔡老太，他們顯得幸福多了。

　　就在採訪了這家老人院的當天下午，我在離住處不遠的理髮店裡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維的美國老人。當時，理髮師約瑟夫正在給他系圍脖兒，沖著鏡子對他說：「戴維，你現在越來越精神了，等我給你剃個漂亮的髮型，保你比年輕時還帥。」

　　「算了吧，我年輕時頭髮比現在密多了。對了，我還沒跟你算帳呢，這兩年我的頭髮越來越少，怎麼也不見你減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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