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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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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獻給我最好的朋友 ——吳征 小時候的一大樂趣,是晚間將耳朵貼在睡房牆上水泥剝落後露出的小洞上,聽著風聲穿越牆上縫隙時形成的聲響,猶如聆聽器樂奏出的奇妙樂曲。風力大一點時,音樂便亢奮一些;無風的時候,空氣靜靜地流過,竟也是低沉的男音,還帶著迴響。我常常想,洞裡的黑暗中有什麼呢? 據說,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是源于他兒時的一個經驗: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維希沖出家門,狂奔進曠野,在氣喘吁吁時跳進了一潭池水,仰臥著,望著寧靜的星空、月光,心中體驗到一種說不出的激動。後來,他長大了,兒時的這一感覺卻忘不了。終於,貝多芬將這一衝動翻新,又融進了成熟後的一些思想。這樣便誕生了一首絕世之作。 我生長在上海長寧區一棟年久失修的舊洋房裡,自然沒有原野可以馳騁,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顆早熟的童心萌芽後,竟真的將我推出了「穴地」,一個十八九歲的靈魂,開始了世界的飄蕩,誠惶誠恐地走進了 中國國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尋起人生。 剛到法國時,身無分文。越南老闆的喝斥,生活之窘迫從阿拉伯房客的戲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萬萬不能夠的。我於是死命地幹,每天晚上滿足于數錢的喜悅。儲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個週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與幾個同學滑著雪,上到了阿爾卑斯山的一座頂峰上,我驚住了:望著藍得不能再藍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連綿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綠色的水—法國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張開整個身心,讓涼颼颼但又無比甜美的空氣充滿肺腑,頓時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義。我當時認為我在這一刻前的人生僅等同於一隻蛙的經驗而已。我從此想做一個遊俠,去找尋世界上其他這樣美的地方。 後來,我從歐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美洲。 後來,我從學士到碩士,從碩士到博士。 後來,我從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頓中城,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我總還是在遊蕩:一共走過了二十多個國家,數不清的城市,數百萬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麼?世界是什麼?好幾次以為找到了答案,卻又像肥皂泡一樣,一閃光後就消失了。我還在遊蕩,但我已經很累了。我常常讀馬克·吐溫的一首詩來自慰:海員回家,好似回到籠中(For a sailor, home again, 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員為航行而回家,還是為了回家而航行?總之,我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個港灣了。 我的船終於到了港灣—我遇到了楊瀾。 楊瀾是一個很隨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見到她,只覺得她就像一個普通的學生,很一般。後來發現,她有的時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僅在熒屏上揮灑自如,而且在與基辛格、克朗凱特這些「大人物」交往時,也落落大方,談笑風生。而有時候,她卻可以與中央公園中一個窮途潦倒的流浪漢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漢每天究竟是從哪里弄來麵包,來喂中央公園的鴿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間,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知道了楊瀾過去電視生涯的情況,於是要求與她吃頓飯。想不到就此,他竟寫了一篇篇幅極長的文章,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之後一個月內,竟有五十多個媒體單位要求採訪楊瀾,除了《新聞週刊》外,她一概謝絕。楊瀾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著實吃了一驚,因為幾乎無人真正知道她的過去。系主任約翰遜教授在被《新聞週刊》採訪時說:「楊瀾總是穿著普通地來上學,與師生相處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於系裡的很多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她。」而就在約翰遜教授作此評論的下幾周內,美國第一新聞主持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瑟卻這樣評論楊瀾「光彩照人,令人難以忘懷」。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國大百科全書通知楊瀾,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顛年鑒》。我很佩服楊瀾,因為上述這些事,我不說,她是永遠不會說的。她只是懷念著北京外國語大學食堂中的白饅頭與窩窩頭,還有上海城隍廟的各種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蝦、醉蟹。 楊瀾是一個很固執的人,她對自己要追求的東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綜藝》的峰巔狀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國完成學業後執著地要回國。說實話,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變初衷,改為在美中兩地來回發展。我畢竟在美國已打下一片天下,輕車熟路,好不自在。對楊瀾來講,她也已經可以成為第一個非美國出生,在三大電視網中一家任職的業裔主持人,拿一份優厚的待遇。但她卻堅決不願意。她說:不是自己的國家,再成功,心中不會滿意的。於是,她連現成的綠卡也不拿。 於是,我們先處理掉了在加州的海邊別墅,後又賣了佛羅里達的房子,決心徹底回國了。 楊瀾固執的例子之二,是她連「飛來橫財」都不要。楊瀾做了央電視臺四年的主持人。卻沒攢下幾個錢來。她外出演出開始得比別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繳給台裡,而主持節目的服裝卻大多是自費的。到了美國後,儘管「正大」的謝國民先生主動地負責了學貨,昂貴的生活費卻令楊瀾感到拮据。在認識我之前,楊瀾已有過多次拍廣告的邀請,開價竟高達百萬港幣,她卻拒絕了。認識我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願意支付相當可觀的廣告酬金,她又拒絕了。 楊瀾的固執之三,在於她可以超脫塵世的一些東西,而堅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當楊瀾要回國的消息在國內公開後,在大多數人讚美的同時,有一些說法也傳了開來:楊瀾嫁了有錢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廣告;楊瀾回來搞專題節目是為了賺錢,搞名人效應,等等等等。我曾為此而大動肝火,認為「報國未嘗有門」,再一次勸她另做打算。楊瀾也很生氣,但她最終還是說:「我哪怕是碰得頭破血流,也要撐下去,來證明這個國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歸根結底,楊瀾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總是忙著給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侶:我脾氣大的時候,有時她耐心,有時她也有脾氣,但她總能很快地把我倆鬱弄得笑起來;楊瀾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倆都慶倖在茫茫的人海裡,能遇上這麼一個知己。 有一次她問我:「據心理學家統計,人在瀕死的時候,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冪幕會像放電影一樣在眼前閃過,猜一猜有什麼?」我茫然地搖了搖頭。 她說:「沒有我主持大儀式的輝煌,也沒有你賺錢成功的欣喜。」「那有什麼?」我不解地問。她說:「只有一些普通的、有關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別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說,人瀕死時,這一幕幕過去後,人就會覺得處身於一個黑暗的隧道,向著另一端的光明飛去。我忽然悟出點味來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為了找一個好港灣,一個樂得其所的家吧。 我與楊瀾,註定了餘生還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們到了希臘,到了愛琴海上的桑托林島。此島是一絕:三百多米高,筆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牆,像一張帆。桑托林島據考證,是「亞特蘭蒂斯」—「大西洋國」的唯一殘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災難毀火了大西洋國,也削掉了桑托林島的一半,使之成為大自然歎為觀止的一景。島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懸崖頂上。我們騎著毛驢來到山頂的平地,頓覺一陣莫名的愜意。山頂的民居只有藍、白兩色,整潔乾淨至極。我們來到懸浮在崖邊的一個露天酒吧,方才發現我們身處的陽臺,竟同時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頂—驕傲地伸出懸崖去,俯視著一大片藍與一小塊綠—那是一個火山島。時間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間的一切好像都變得無所謂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釀的葡萄酒,頓覺自己醉了。於是便釋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劃破那湛藍明亮的天空,去追逐遠處的幾點白帆。忽然,楊瀾驚呼起來。原來在一旁研究著觀光介紹書的她發現,桑托林島每幾十年便被摧毀一次—隔壁火山島的「功勞」。每次火山爆發,總是伴發地震,將崖頂的村落掃個支離破碎。但桑托林人永遠不願搬走。書上說:「是因為這裡太美了。」她講完後,若有所思起來。本來在這樣燦爛透明的陽光中,置身於我們當時的所在,多一句話鬱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會兒說:「人瀕死時過的黑色隧道的那一頭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體驗不到了。」 離開桑托林,我與她相約:今後若在塵世煩惱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來桑托林,好將靈魂掏出,放在碧空淨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們倆回到上海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黃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書。我與黃先生談得很投緣,竟答應促成這事。 她知道後說:「還是不寫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紙黑字,貽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煩。」 我說:「文筆稍欠無妨,只要文如其人,貴在真實就行了。至於其他麼,我們總還可以去桑托林淨化淨化。」 她笑了,說道:「你遊俠倒做慣了。」於是便答應了。 二月初,我倆回到美國紐約的家中,又可以看見窗外溫馨的燈火了。她在學習及拍《楊瀾視線》之餘,拿起了筆。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們證實了我倆的第一個孩子已經開始孕育的時候,於是楊瀾寫這本書的過程,也就是她「懷胎十月,瓜熟蒂落」的過程。所以有的朋友說楊瀾是在孕育「雙胞胎」,這是恰如其分的。 這本散文集「遊歷」了楊瀾「記憶中的島嶼」,重溫了她「難忘的熒屏」,回顧了「留學的日子」,表達了她對「藍色的海洋」的嚮往,也記下了她絮絮「心語」及人生的感悟—這是楊瀾的第一本書。 楊瀾今後一定還會寫書,但這本書的意義卻永遠不一般。 我分享著楊瀾在這本書中呈現的一切:寫在紙上的及蘊含在其間的。楊瀾認為我最瞭解她,固執地「逼」我來寫這個序。我於是便寫下了以上這一段文字,權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輕,我們還需要繼續遊蕩。永遠胸懷著明燈,在人生的黑洞中遊蕩。 寫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東京至紐約飛行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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