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

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1)

　　就在這一段時間，彭德懷寫下了一本長達5萬字的筆記，毫無保留、毫無顧忌地談出自己《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這個看法是人們迄今為止看到的、對那個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決議的第一個直接的批判，也是高級黨校這個特殊學員的一篇特殊學習心得。

　　在中國大地的另一個角落，在廬山會議上被罷官、時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這個具有學者氣質、同樣是不屈從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識分子的思辯，繼續從理論上批判以「三面紅旗」為表現形式的「左」的錯誤，寫下了直到他身後的第9個年頭——1985 年才全部公之於世的3篇文章：《關於按勞分配的提綱》、《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點》。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懷的《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以下簡稱《看法》）完全是軍人氣質的。也許因為它太尖銳、太直率，這份筆記從彭德懷在成都永興巷7號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後，在「文革」中一直秘存於彭德懷專案組檔案中，沒有「擴散」。彭德懷在《看法》的開始就提出「《決議》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然後，對《決議》作了如下總評：

　　「這個決議是脫離當時國內實際情況的，它違背了我黨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避開實際情況，採用算舊帳，進行人身攻擊的辦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離開現實的高度原則，加以推測而得出來的。」

　　《看法》憂慮：「會後又在全國普遍開展反右傾運動，這就使得在當時本來己經存在著的『左』的東西更加嚴重，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更大的損失。」

　　「從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在經濟建設上提出許多無根據的計劃，就造成了嚴重損失。廬山會議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因而1959年農業減產已成定局。1960年這種形勢仍將繼續。」

　　「廬山會議既不正視這一嚴重事實，又不懸崖勒馬進行調整。反而想從反右傾機會主義打開一條出路，結果事與願違，愈陷愈深。人民將付出很大代價才能改正這個錯誤。」

　　《看法》聯繫實際，作了理論分析：「從1959年下半年起，我國生產關係的變革遠遠地走在了生產力發展的前面，這是錯誤的。」

　　《看法》批評當時盛行的許多口號和做法，如：「三年苦戰改變落後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矯枉必須過正」；各種「大辦」「大搞」……《看法》認為：「這些全民大辦並不是人民群眾多數自覺的，而是嚴重的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現象」，「這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對此，他認為「已經發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懷認為出現在報道中的工人勞動不計報酬，取消計時計件工資、商店無人售貨、農村繼續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隊與窮隊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蠻幹」，是「黨的各級機關的有些領導同志一意孤行、脫離群眾……企圖跳進共產主義的問題」。在《看法》中，彭德懷列舉了一些他認為不能容忍的現象。如：「在『苦戰三年、幸福萬年』的號召下，不分晝夜寒暑，甚至在嚴寒季節命令社員脫掉衣服勞動，以至吊打、系綁等」。「因糧食不足……人們體質減弱，疾病叢生，積勞成疾，不少因而殘廢」，「死亡者有之」。對於彭德懷這些痛心疾首的憂國憂民之言，「文革」中的專案人員在旁邊批了八個字：「造謠特等，極其惡毒！' ' 一埋頭寫了近半個月，思緒伴隨著北京春季的狂風激蕩，彭德懷終於擱筆，他的確需要休息一下了。

　　過了「五一」，他又拿起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他已經讀過幾遍了，這次重讀，仍然引起他很大的興趣，在筆記中寫道，因為讀這兩本書，「把八屆八中全會決議對我的指責幾乎完全遺忘了」。

　　幾天後，彭德懷在高級黨校參加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討論，這又觸動了他對廬山會議的回憶，思想回到國內的經濟問題上來。只要一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他的思想便不能平靜。

　　彭德懷想起去年9月3日到11日新華社《內部參考》接連登載的三篇文章：《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駁全民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場緊張的謬論》、《關於＜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一文的討論》，三篇文章異口同聲否定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認為有也是個別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國家統計局之手，該文引用浮誇的數字，斷言：「在1958年生產大躍進的基礎上，國民收入，人民生活，積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別是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懷曾在這篇文章上批道：「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像，繼續擴大『左傾』錯誤外，幾乎沒有其他參考價值。」彭德懷列舉他親自調查的結果，說明從1958年秋後農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況。1960年1月，以產京西稻著名的掛甲屯，因為缺糧，居民把吳家花園牆外的榆樹葉打去充饑了。這個景象使得彭德懷整日愁眉不展。

　　由於想起上述三篇文章的種種樂觀估計，彭德懷繼續在《看法》中寫道：「好得很，我衷心祝願如此」，「但事實恐怕不能如我所祝願」，「而是工農業產量下降，可能出現一個大馬鞍形，全面下降」。他們「騙了自己，也騙了中央領導同志」。他認為，因主張解散農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職處分的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和因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問題而被批判的東北協作區辦公室幹部李雲仲的意見，都是值得考慮的。他問道：「隨便把這些提意見的同志，加以各種莫須有的、極嚴重的政治罪名，這樣做對黨、對人民事業究竟有什麼好處？」

　　彭德懷對廬山會議及其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採用的一套鬥爭方法極為反感，曾在自己的筆記中多處提及，如：「斷章取義」、「極端加以誇大」、「人身攻擊」、「發生爭論離開問題去推測其他」、「突然襲擊」、「打悶棍」、「羅織罪名」、「莫須有」、「算老帳」、「只許檢討，不許還手」等等。在重讀《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之後，他不再「耐怨」，針對《決議》中的一些無端指責，他列舉事實，在《看法》中一一駁斥。

　　《決議》指責彭德懷：「把一些暫時的、局部的、早己克服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點收集起來並加以極端誇大，把我國目前形勢描寫成為一團漆黑」。

　　針對這一指責，彭德懷在《看法》中寫下了《究竟誰在加以極端誇大》一節；

　　廬山會議指責他在黨內「拉拉扯扯，封官許願」。他寫下了《真的有封官許願、拉拉扯扯嗎》一節；《決議》指責他「只顧個人小局，不顧黨的大局」，他寫下了《只顧小局不顧大局嗎》一節；在廬山，林彪給彭德懷送上了幾頂帽子：「野心家夥「陰謀家」、「偽君子」。於是小會、大會上，便出現了所謂彭德懷「偽裝直爽、偽裝樸素」的種種發言，而且寫入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之中。

　　《決議》寫道：「也由於他（彭德懷）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險性」。對此，彭德懷在《看法》中憤然寫道：「真的是偽裝爽直、偽裝樸素嗎？」他就此回答說：「我認真回憶了自從加入共產黨幾十年以來的歷史進程，對党和對同志是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是根據自己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而言論和行動，就根本沒有什麼『偽裝直爽』。在任何場所說話，從來也不看別人臉色，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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