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會理風波

會理風波

　　遵義大捷後，蔣介石慌忙飛抵重慶，親自「督剿」，下達手令曰：「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完成使命。」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縱隊，黔軍王家烈及川軍等部雲集遵義西北地區，企圖一舉將紅軍圍殲在遵義、鴨溪狹窄地帶。

　　毛澤東將計就計，命紅軍向黔軍和周渾元縱隊發起進攻，形成對峙後，出敵不意，突然揮戈北上。3月16日至17日經茅臺3渡赤水河，再人川南，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蔣介石深恐紅軍渡江，急調重兵阻截。中央紅軍又速回師東進，返回黔省。3月21日至22日，經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4渡赤水，然後調頭南下，將眾敵遠遠甩在赤水河兩岸。4渡赤水之前，就如何擺脫敵軍的圍追堵截，確定戰略進軍方向問題，彭德懷曾於3月20日向中革軍委建議說：應以一部向西急進至紮西地區，以迷引滇敵；其餘各部繼向回龍場及其以西吸引川敵向古永移動，然後脫離該敵，速往赤水河掌握上游渡河點，在適當時機渡過赤水河，從畢節以東回到黔西、大定，再尋戰機，打擊王家烈和周（渾元）、吳（奇偉）兩部。同時提出，目前紅軍應「避免與相等兵力決戰」，一定保持自己的優勢兵力，更不要「攻堅、亂碰」。這項建議體現了彭德懷善於在敵情十分複雜的形勢中縱觀戰局，靈活轉移兵力和變換戰術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提出機動靈活，集中優勢兵力，爭取主動，以少勝多的主張，與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紅軍把眾敵甩在赤水河兩岸，南渡烏江。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選派一部向貴陽東北方向佯動，作出與二、六軍團會合姿態，而主力則在貴陽北通過息烽、紮佐，脫離敵人向東南機動。

　　其實，中央紅軍既不想佔領貴陽，也不是東去湖南，而足調虎離山，把滇軍引出來，以便西進，搶渡金沙江北上。

　　4月13日，彭德懷和楊尚昆就紅軍目前行動問題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北盤江兩岸石山聳立，居民多為苗族，地形和環境對我作戰不利，應乘敵未到，迅速渡過北盤江，向滇急進，擴大機動區域，以便爭取主動。這個建議旨在使中央紅軍跳出敵軍重兵包圍，迅速渡過北盤江入滇，實現北渡金沙江的意圖。

　　軍委接受了彭、楊建議。4月17日，中央紅軍跨過北盤江，突進雲南，連取數城，直逼昆明。而這時，滇軍剛被東調入黔，到貴陽為蔣介石保駕，昆明幾乎是座空城。雲南省主席龍雲，深怕紅軍抄了他的老家，一面向蔣介石呼救求援，要滇軍返回，一面急調各地民團前來增援。然而中央紅軍只在其附近虛晃一槍，跳出重兵包圍，即向西北迅速前進。

　　中央紅軍分路向金沙江急進。紅三軍團為右縱隊，先搶佔了洪門渡口，因水流湍急，無法架橋，未能渡江。此時，中路縱隊先遣隊幹部團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5月5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趕往皎平渡。9日，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終於擺脫了國民黨蔣介石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把敵人拋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紅軍長征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搶渡金沙江成功後，為扼阻追敵，爭取紅軍在長期行軍作戰後，得到必要的休養和補充，中革軍委決定紅三軍團和幹部團主攻會理城。會理城有內外兩城，城牆高厚，紅軍沒有足夠炮火，子彈每人也只有幾發，攻城的唯一辦法仍是坑道爆破。彭德懷和戰士一起奮戰5晝夜，於14日晚起爆，卻因炸藥不足只將城東北角炸塌，城內守軍以幾挺機槍交叉射擊，紅軍沖不進城，會理未能打下。

　　紅三軍團繼續圍會理，守軍龜縮在城內不敢出擊，紅軍主力得以在城外休整。

　　這時，在紅軍領導層中出現了一場風波。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為擺脫敵人的重重包圍，指揮中央紅軍與敵人進行了頻繁的戰鬥和大踏步的回旋轉移。紅軍一些指戰員極端疲憊，又對中央戰略意圖不明，產生了埋怨情緒。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基於這種情緒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要求改換中央軍事領導人。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城外鐵廠舉行擴大會議，各軍團主要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批評了林彪，又指責了彭德懷，說林彪的信是彭德懷彭動起來的。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澤東指揮軍隊作戰是不行的，應當解除其指揮權，讓彭德懷指揮中央紅軍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此事，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的責任重大。毛澤東批評林彪說：「你懂得什麼？你不過是個娃娃。」又嚴厲批評彭德懷說：「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動起來的！」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當時正發高燒，是用擔架著去出席會議的，可見氣氛之緊張。

　　事情的原委是：一段時間內，林彪對紅軍在川、黔、滇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滿意，說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勞」、「拖垮部隊」等。一次，林彪在電話中對彭德懷說：「蔣介石和龍雲的追兵現在雖然暫時擺脫了，但他們是不會停止追擊的。我們前有川軍阻截，後面追兵又要趕上，只在這一塊狹小地區，是很不利的。我看該由你來指揮，趕緊北進吧！」④

　　「我怎能指揮北進，這是中央的事。」⑤彭德懷便回絕了林彪。

　　會理會議還根據劉少奇與楊尚昆共同署名給中央的一封電報中所反映的意見，批評彭德懷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和右傾情緒的反映」。⑥指責他不在這封由劉少奇起草的電報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隱瞞情況。劉、楊給中央的電報，反映了彭德懷同劉少奇談到的關於部隊指戰員因連續作戰而產生的一些思想負擔，和過度疲勞的情況，以及不同意進行魯班場和習水戰鬥的意見。

　　對於會議的批評，彭德懷覺得突如其來，且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大敵當前，他感到應以團結為重，當時在紅三軍團指戰員中也確實存在著一些懷疑、埋怨情緒，遂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堅決擁護新領導，繼續北上，與四方面軍靠近。」他批評林彪說：「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提出我更不適當。」同時聲明：「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⑦

　　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重提此事，以說明彭德懷在歷史上長期和他有七分不合作。這時，林彪當場聲明說，那封信與彭德懷無關，他寫信彭德懷並不知道。歷史真相方得到澄清。

　　就當時形勢而言，會理會議通過批判林彪的信，通過批判劉、楊的電報所反映的問題，糾正了當時在紅軍中存在的消極情緒，統一了全軍的思想和行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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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見1959年彭德懷寫的《廬山筆記》。
　　⑤ 見1959年彭德懷寫的《廬山筆記》。
　　⑥ 見1959年彭德懷寫的《廬山筆記》。
　　⑦ 見1959年彭德懷寫的《廬山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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