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關於第二次王明路線

關於第二次王明路線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佔領太原後，八路軍總部從五臺山轉移到晉南洪洞縣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來電要我回延安開會。到延安兩天，王明和康生飛到延安，當晚政治局即開會。在會上，王明講了話，毛主席講了話，項英講了新四軍改編經過，還有其他人也講了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在解釋他的觀點時說，要樹立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明確觀點，共同擔負起統一政權，統一軍隊的義務；國共兩黨是平等的，誰想領導誰都是不可能的；各黨各派要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互相幫助，共同發展。他較偏重於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抗日，不重視動員民眾參戰。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他著重介紹西班牙、法國和滿洲的經驗，說：在抗日營壘中，只能劃分為抗日派與非抗日派，不能分為左、中、右派；CC和復興社①嚇是法西斯，因為法西斯是侵略者，CC和復興社是抵抗侵略的。從王明這些論點來看，顯然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論點有很大的原則上的分歧。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這就可以肯定他這條路線，是一條放棄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失去無產階級立場的和投降主義的路線。什麼西班牙、法國和滿洲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失敗的教訓。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

　　在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現在回憶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只是說了一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的問題。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持了錯誤路線，因為在這樣的原則分歧上只能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而不能採取兩可的態度。

　　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企圖改變八路軍性質，同化於它的體系，根本沒有承認合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他決不會容許八路軍擴大，決不會容許我們有任何獨立自主，也不會有平等待遇。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

　　第二天，我拿著寫就的傳達要點問洛甫同志（他那時是總書記，也是那次會議的主席），我回到華北以後如何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洛甫同志說，由書記處寫一個統一的傳達大綱。又過了兩天，洛甫同志交給我一個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我回到華北以後，即按照那個大綱傳達的。對這個提綱研究了一下，感到仍然沒有解決具體問題。我想八路軍絕對不能被國民黨同化掉，故把雲陽鎮紅軍改編時的精神加進去。

　　在這個大綱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軍是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在下面三條原則下保持其光榮傳統：其一，保障和加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其二，保障工、農成分的絕對優勢；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傳統，保持學習制度。當時我雖然對某些問題認識模糊，但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此外，對大綱沒有增減。傳達大綱是中央的決定，不傳達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實際，才能對於抗日民族戰爭有利。在傳達和討論這個提綱結束時，我還講了幾句話，大意是：根據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按照實際情況去辦。如給養問題，擴大八路軍問題，等等。

　　為了堅決保證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規定了擴編八路軍的四種不同名稱。即：教導旅、新編旅、暫編旅、補充旅；分給四個戰略區，即：五臺山區、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各從第一旅起，擴編多少算多少，報告延安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備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請示，更不報告國民黨政府。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徵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

　　到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據地先後發本幣②，禁止偽幣和法幣③在根據地內流通，建設「三三制」④抗日民主政府。在戰爭指導上，是基本的遊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平型關的伏擊戰，及大破襲戰、反磨擦戰等，這些也是遊擊性的運動戰，我們把它叫做運動遊擊戰，或叫做遊擊運動戰，沒有打過什麼正規戰。上述這一切，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都是根據毛主席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針執行的。紅軍兩萬八千人改編為八路軍，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發展到近百萬大軍，是在毫無援助之下成長起來的，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不可能設想的。「七大」期間，毛主席寫《論聯合政府》報告時，在棗園我對他說過，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當時，毛主席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我說，百團大戰後期，在反掃蕩戰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苦些，傷亡也比較大些。毛主席說，鍛煉了軍隊。

　　但是，在傳達「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以後半年多的時間中，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從這些事實中，我逐漸體會到王明路線的危險性；也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論著的重大意義及其正確性。鐵的事實證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能由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而不是什麼共同領導。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不可能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能實現抗日民主「三三制」聯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黨、政、軍的反動機構；也不可能實行減租減息和發展民族經濟，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堅決領導抗日戰爭，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無異於束縛革命勢力發展的手腳，實際上就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向封建買辦階級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至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條，原來思想上就沒有準備實行。在當時，我們想，在日軍佔領區，蔣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著我們，一切還是照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辦。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會時，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五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這些從未通過國民黨，如要通過它，一個也不會准許。

　　在六中全會後，執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自覺得多了。如執行「又鬥爭又聯合」、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就比較熟練得多了。對王明路線，我只是在具體實踐時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認識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準備出席「七大」，在學習兩條路線和研究若干歷史問題時，我才進一步認識兩次王明路線錯誤的嚴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實質上都是破壞民主革命的，不過，第二次王明路線沒有起到領導作用罷了！從這裡也認識到自己見事遲，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開始總是模糊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開始分支在手腕處，我要等到五個指頭擺出來時才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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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C和復興社，是國民黨內的兩個法西斯組織，是蔣介石用以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寡頭統治的反革命工具。CC團的頭子陳果夫、陳立夫、復興社的主要骨幹賀衷寒、康澤、戴笠等，都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②本幣，這裡指各解放區銀行在本地區發行的貨幣。如當時在晉冀魯豫邊區發行的冀南幣、中原解放區發行的中州幣、翼熱察邊區發行的長城幣等。

　　③偽幣，指日偽銀行發行的貨幣，如華北日合準備銀行、南京日偽政權的儲備銀汀貝行的貨幣，均五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交通（後加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

　　④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權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組成人員的分配上，規定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簡稱「三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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