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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渡黃河 進軍山西


  粉碎國民黨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以後,部隊的給養等物資問題仍然很困難。這些實際問題,也就經常使人考慮著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大紅軍的落腳點,但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雖不易形成白軍四面「圍剿」的局面,而紅軍本身的發展也有困難。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且陳誠於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這是專門對付我軍的;向南發展就會把蔣軍嫡系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這些,對於當時的發展和總的局勢都不利。東渡黃河開展呂梁山根據地,再向晉中和晉東南發展比較理想。東征可以把抗日主張發展到華北去,可以解決給養問題,補充兵員問題,以及籌款和其他物資問題。但是,東征必須保證部隊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餘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複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我隨毛主席到無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後,即率電臺去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裡,詳細偵察渡河點。我用了七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也偵察了敵情。不僅瞭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築、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似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陝北。我到預定渡河點時,才造好十五隻船,每船乘三十人,來往一次需要一小時二十分鐘。

  全軍一萬四千人,還有行李、伙食擔子、馬匹等,這樣少的船隻,是無法保證東渡勝利,和萬一情況變化下回師的安全的。即決心組織地方黨、政、民全力以赴,根據掌握的每渡一次來回的時間,星夜趕造百隻船。每船配備三至四個船工,對船工加強政治動員和組織訓練。這才有了東渡的勝利保證,和必要時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就成了空話。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渡點正面守敵各不到一個營,其縱深也只有留譽鎮、石樓各一個營,都離河岸三十至四十裡。待敵縱深部隊到達河岸時,我之戰鬥部隊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黃河邊做了一個多月這樣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的偵察工作,把對岸每一個碉堡敵人的兵力、火力配備,預備隊位置都弄清楚了;選擇了適當的渡河點,大體保證了渡河的準確性。這樣細緻的組織、偵察工作,對那次東渡的保證是沒有白費的。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炮火掩護下,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彙報了各項準備工作的情況,渡河地點、時間得到了批准。強渡很順利,兩處渡點均已登岸,幾乎沒有什麼傷亡。主席隨十五軍團到石樓,我隨一軍團到留譽鎮。

  東渡黃河後,我軍勝利佔領呂梁山之隰縣、石樓、吉縣,打退了敵軍進佔綏德、米脂的兩個師。這對於陝北根據地可以減少威脅,有利於陝北根據地的發展。閻錫山花了數十萬元修建的沿黃河的堡壘,一點也沒有起到阻攔紅軍東渡的作用。

  敵人迅速集結十二個團於兌九峪,準備向大麥郊推進。如乘敵前進時,首先消滅其先頭兩個團(一個旅)是可能的。當時沒有這樣打,而採取對兌九峪三面包圍攻擊。此役口張得太寬,戰鬥一天成了相持。毛主席又即改變了計劃,乘晉軍後方空虛,以十五軍團向北挺進文水、交城,威脅太原,後又挺進到靜樂縣,宣傳北進抗日;一軍團進佔孝義,向靈石、介休北擴張,威脅平遙、榆次、太谷、太原。這就調退了兌九峪晉軍退守太原,閻錫山原進入陝北綏德、米脂的兩個師,星夜東調回晉,使無定河兩岸蘇區連成一片;迫使陳誠三個軍不敢從潼關北渡黃河入晉,而繞道鄭州、石家莊乘火車集結榆次、太谷地區,然後逐步南壓。待閻、陳主力集結向我進攻時,我軍爭取了一個多月時間休整,做群眾工作。一軍團在靈石、介休、臨汾之線,發動群眾打土豪,籌得現金數十萬元,擴兵數千人(河南、山東人多),收繳民團武裝、彈藥不少。十五軍團因行動時間多,擴兵籌款成績少些,但他們回師時經嵐縣、柳林,在柳林以南殲敵軍一個整團。當敵軍迫近河岸,我軍早已準備大量船隻勝利地、安全地撤回陝北。

  當閻、陳集中兵力向呂梁山進攻時,我們以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發表了宣言,通電國民黨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各公法團體學校,並寫專函給閻錫山,說明抗日主張,不願同室操戈(從這時起對蔣介石、閻錫山等均稱閻氏、蔣氏);說明我們北進抗日,你們既不能原諒,奉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將紅軍抗日先鋒軍暫時撤回陝北,請你們派代表前來共商救國大計等等。

  東征意義甚大:消滅敵軍約三個團,共繳獲了幾十萬發子彈;動員群眾參加紅軍竟達五千人,還有俘虜參加紅軍,共約七千人;籌了四十萬元左右的現金;擴大了陝北蘇區。這次行動宣傳了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會議的抗日主張,對平津、太原學生救亡運動起了積極支援的作用。全軍指戰員都看出了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政治、軍事由被動轉入主動,向敵人開展了戰略上的進攻。

  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進軍山西,擴大宣傳抗日主張,從此共產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這是紅軍到達陝北後的第二個偉大勝利。這次,毛主席是以軍委主席兼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親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決定的。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穫很大。我是抗日先鋒軍司令員,在他的領導下,做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具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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