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打贛州

打贛州

　　正在深入展開土地改革鬥爭時，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軍總司令部命令，三軍團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數幹部繼續堅持，要三軍團奪取贛州。我接到這項命令也是樂意執行的。還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中央局某負責同志曾問過我，可不可以打下贛州？我說：贛州守軍馬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當時我想，贛州城是贛南的商業中心（三四萬人口），也是反動中心。打下贛州，對發展和鞏固贛南十二縣（贛縣、南康、大餘、上猶、崇義、信豐、龍南、定南、全南、尋鄔、安遠、會昌）有利；又能使湘贛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後方，使中央蘇區形勢更好，黨中央和中央蘇維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較安全；紅軍再向北發展，不僅無後顧之憂，而且有了一個新的態勢，更有利於機動作戰。這樣，我們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蘇區，西北有湘鄂贛邊區，東北有閩浙贛邊區，左有湘贛邊區做依託。

　　贛州城在章、貢兩水匯合點，三面環水，只南面是陸地，敵人長期設防有準備。我圍攻月餘，爆破幾次均未成功。

　　打贛州有以下錯誤：

　　從政治形勢看，當時處在「一二八」事變①的形勢下，應當高舉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旗幟，以停止內戰，開赴抗日戰爭前線為號召，改變某些具體政策，適應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以援助上海抗戰來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一切賣國陰謀。按上述方針，打通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邊區的聯繫，擴大蘇區，擴大武裝力量，為以後反「圍剿」準備條件。打贛州不僅沒有利用「一二八」事變，高舉抗日旗幟，在政治上打擊蔣介石國民黨，反而給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找了藉口。也沒有估計到我軍進攻贛州，蔣介石就可能讓出大庾鎢礦給粵軍，作為勾引粵軍「圍剿」我軍之條件，客觀上對於蔣粵矛盾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我在當時沒有這種認識，執行方面軍總司令部打贛州的錯誤命令時，不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覺地堅決地執行。只想打開贛州，解放贛南，聯繫湘贛邊區，鞏固後方，保證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後再行北進。這樣片面的想法，顯然是脫離了當時客觀政治形勢的。

　　從軍事上看，當時羅卓英率兩個師從吉安沿贛江西岸南援，廣東兩個師六個團由南雄沿粵贛公路北援，我應集結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于南康機動位置，另以其他部隊圍困贛城進行佯攻。那次消滅兩路援軍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機會，但我未積極建議打援。久攻不克，援軍既到，又未迅速撤圍，屯兵堅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勞，致遭敵襲。其次敵情不明，對敵兵力估計過低，實際守城敵軍比估計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登載當時守贛州的旅長馬昆寫的一篇守贛州經過，才知當時馬旅是八千人，地方團隊經過改編整訓一萬人，共一萬八千人。我三軍團兵力才一萬四千人。敵以優勢兵力，據堅防禦，當然不易攻克。如當時守敵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開了。敵情沒有確實弄清楚，就貿然攻堅，這也是一次嚴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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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進攻。當時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影響和推動下，和上海人民一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英勇抗戰，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這次抗戰由於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出賣而失敗。這次事件通稱「一·二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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