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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打完直羅鎮以後,林彪情緒高一些了,話也略多一些了。但是他對中央的路線終歸是不滿意的,他平時又是一個不愛講話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換一些意見,有時感到困難。往好處想他,這個人似乎很深沉,往壞處想他,又覺得他很陰沉而又有些鷹鷙。我們初到陝北,看到陝北一些荒涼衰敗景象,一般稍有頭腦的同志,都能理解這是統治階級多年殘酷統治壓迫剝削的結果,同時也是多年戰爭來回拉鋸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線糾正了,加強建設,根據地是可以逐漸恢復過來的。可是林彪見了很悲觀。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要帶一些部隊去陝南打遊擊。

  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以前,曾徵求軍團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陝南去打遊擊,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紅軍主要幹部調出,由他帶領到陝南打遊擊。這封信當即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認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變主意,但他仍不死心。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還在一封電報中和中央軟磨,說「我還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遊擊戰爭。」我勸他說:我們只有這樣一點部隊,只保存這麼一點骨幹,你能帶多少去呢?你帶多了我們這裡能維持下去嗎?我們這個根據地能不能鞏固呢?我說,你不要看到目前這幾個破窯洞,它終歸是個根據地,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不是經過兩萬五千里才找到了這幾個破窯洞嗎!你去陝南,搞不好,連破窯洞也找不到。你別以為陝南四方面軍曾經從那裡經過,打過遊擊戰,條件會好,我看綜合各方面條件來看,不見得一定會強過陝北。對我的勸說,他根本聽不進去,以後態度一直比較消沉。

  ※第九章 在陝北

  §東征

  直羅鎮戰鬥以後,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被我們粉碎了。頓時間,閻錫山的隊伍不敢來了,張學良的隊伍也不敢來了。相反地,張學良和東北軍的許多部隊有些動搖,我們俘虜的那些團長以下的軍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後,首先在宣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使廣大的流亡關內的東北軍,知道紅軍是個什麼樣的隊伍,這個隊伍執行的是什麼樣的政策,知道紅軍是主張抗日的,是壓根兒不願打內戰的,對東北軍的處境是很同情的,我們在東北軍中的黨組織,在它的上、下層各類人員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軍中也一樣,和我們早就有關係。當然最根本的,是紅軍有戰鬥力,足以粉碎任何進攻。他們知道了這一點,所以不敢來了。同時,這時候陝北黨組織的錯誤路線由於中央的到來,毛澤東同志向他們做了艱苦的工作,已得到了初步糾正。劉志丹同志等已從冤獄中釋放出來了。陝北根據地呈現了穩定的局面。

  陝北根據地面積不算小,可是的確太「窮」。人口有限,出產不豐。即使陝北群眾都踴躍交公糧,能養活得起這麼多部隊嗎?再說,我們也不能都蹲在陝北吃老米呀!得向外發展,波浪式地向外發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隊伍總得有個前進陣地和供給糧草的後方呀!那個時候的陝北,向北沒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帶。向西也是沙漠的邊邊,是回族聚居區,沒有多少人口,而且蔣介石嫡系部隊正紛紛向這個地區集中。向南也沒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國民黨在西北的大本營。只有向東——一切找閻錫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腳點,再向東進打日本就好辦了。向東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帶有過暴動,總不至於沒有留下一點工作基礎吧,何況平津一帶又不斷掀起學生抗日愛國高潮,我們向東去是可以互相策應、互相配合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軍委在延長開會研究戰略方針,我和林彪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關於戰略方針問題,在黨內領導層中早就有所爭論。爭論的焦點歸結起來講,就是如何處理好鞏固與發展的關係。有人講,目前我們剛到陝北,剛立住腳,是鞏固一段時間再往前發展呢,還是馬上去發展呢?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在發展中也可以鞏固。至於向什麼方向發展,瓦窯堡會議之前,許多同志提出過不同的建議。有的主張往西,向寧夏發展,有的主張往北,向內蒙發展,以便背靠蘇聯,也有的要先往南,打擊東北軍、西北軍的力量,以求鞏固陝北根據地。前面說了,林彪的意見是要到陝南去打遊擊。瓦窯堡政治局會議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了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的方針,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並注意要大力擴大紅軍。一方面軍要把軍事行動放在「打通抗日路線」「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項任務之上。

  具體步驟是把紅軍行動與根據地發展的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與北邊的綏遠等省去。這個決議發佈後,多數同志同意戰略方向向東,但有的同志仍怕紅軍主力東進後,陝北根據地可能喪失。有的同志則提出了所謂張學良抗日不反蔣,閻錫山反蔣不抗日,我們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因此我們仍應南下,或者東進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閻錫山在陝北的四個旅回援山西,在運動中消滅它。李德則在所謂《對戰略的意見書》中,誣衊毛澤東同志東進是想要挑起蘇日戰爭。因此,毛澤東同志在延長會議上反復說明閻錫山與日寇正勾勾搭搭,東征討間無論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能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在山西「籌款」、「擴紅」,以解決陝北根據地「太窮」的問題。經毛澤東同志說明,大家原則上都同意東征,但仍然擔心黃河天險,渡過去後有沒有回不來的可能。於是毛澤東同志又作了補充,就是一定要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們進退有據。參加會議的同志最後同意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執行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向東求發展,當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閻錫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從清朝末年在山西當都督到民國當省主席和綏靖主任,統治山西幾十年,他有他的社會基礎。閻錫山當時有部隊八萬人,有自己的兵工廠。他一聽說紅軍到了陝北,他就沿黃河東岸十多個縣,構築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間甲制度。這都會給我們紅軍東渡造成很大困難。當然,既然決定東征,我們也是作了充分準備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軍團先遣軍在陝北延長縣臨鎮一帶休整待命,並不斷地開展練兵。移防到哪裡,練兵練到哪裡。從政治思想,到戰術技術,直到組織編制,都在進行整頓。

  一月二十八日,一軍團在臨鎮舉行東征誓師大會。這時的一軍團,已恢復了三個師的建制。即二師(師長劉亞樓同志,政委肖華同志),四師(師長彭雪楓同志,政委張愛萍同志),此外,又恢復了一師的建制。一師由陳賡同志任師長,楊成武同志任政委。戰鬥力顯然又加強了。

  整個東征軍命名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親自指揮,野戰司令員彭德懷同志協助。開始,兵分兩路。彭德懷率一軍團為左路軍。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團和劉志丹的第二十八軍為右路軍。兩路軍都厲兵秣馬,準備打過黃河去。厲兵秣馬,自然是指的起碼的準備工作,包括渡河演習等等。更重要的是政策思想準備。中央這時,從毛澤東同志來說,已進一步肯定過去中央根據地後期的許多政策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我們這次進入山西,再不能象在中央根據地後期那樣搞法了。這次東征,中央根據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所制訂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對俘虜、商人、富農、小地主的政策,都有些新的精神,新的規定。比中央根據地後期寬多了。創建根據地,政策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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