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33)

三三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有一段話，說：「軍事平均主義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為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這段話就是指這個階段的作戰說的。

　　當時「長電」規定：將一方面軍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先到閩西打十九路軍，然後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最後再會攻撫州。另一部分留在永豐、崇仁、宜黃、樂安地區進行箝制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後再北上會攻撫州。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相對弱小的紅軍，與強敵作戰必須集中兵力，廣大紅軍指揮員，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對此早已深有體會。所以接到「長電」以後，周恩來、朱德和我們各軍團在前線的領導同志都反對這個計劃。但當時在瑞金的臨時中央、中央局和軍委的一些領導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線同志們的意見，三令五申，必須執行「長電」。於是三軍團即於六月下旬急開忙赴閩西，由彭德懷同志兼任東方軍總指揮。

　　七、八、九三個月東方軍雖然在福建將樂、沙縣、順昌等地打了一些勝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勞，傷亡和疾病減員也很大。彭德懷同志在他的自述裡，多次提到中央根據地的兩個兄弟主力軍團——一、三軍團，分開作戰，就要打敗仗；集中作戰，就經常打勝仗。這是他從戰爭實踐中得來的深切體會，是完全正確的。三軍團東調以後，一軍團和五軍團則仍留在原地，改稱中央軍，由一軍團統一指揮。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我們就活動在樂安、永豐、吉水一線兩側地區，除八月底的烏江戰鬥，基本沒有打什麼仗，只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遊擊戰，再就是打土豪徵集資財。這樣，主力紅軍用兩個拳頭打人，一個拳頭被置於無用武之地，一個拳頭剛打得過於疲勞，還起不到真正痛擊敵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蔣介石獲得了喘息時間，他一面從容地在廬山與他的高級將領和外國顧問們策劃第五次「圍剿」的方針和計劃，一面命令他的部隊在根據地周圍休養生息，補充物資、加固工事，準備新的進攻。開腳一步就走錯，這是我們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八月底，我們一軍團進行了烏江圩戰鬥，取得了消滅敵人一個師的重大勝利。

　　烏江戰鬥是八月三十一日打的。戰前，一軍團主力在茶口以東地區活動。一師偵察獲悉，敵李思愬的第八十師，已於八月二十九日進至吉水縣的烏江修築碉堡。在這一線，吉水附近駐有敵人的第九十三師，楓坪駐有敵人的第二十七師的八十旅，永豐有敵第十師和八師所屬的部隊。敵人的根本企圖是要在我中央根據地北線從贛江到撫河築成一道鋼鐵封鎖線。而烏江的第八十師，是其中新添的一個環節。我們研究了這一帶的地形，決定利用這一帶地形有利於我隱蔽部隊的特點，以奇襲的手段，消滅烏江這股敵人，並打擊援敵。

　　於是我們率領一、二兩師，於八月三十日秘密進至茶口、大橋附近。命令一師（不含一團）於三十一日三時出發，經八江、桑園繞至烏江西北，切斷烏江至吉水的交通，並箝制楓坪的敵人，戰鬥發起後由西向東攻擊。二師及一師的一團，則由二師師長徐彥剛和政委胡阿林率領，經桑園正面向烏江之敵展開攻擊。我則和林彪帶著軍團指揮機關，緊跟二師前進。當天部隊展開之後，適逢大雨如注，雷電交加，各個部隊正好利用這個天氣，出敵不意地襲擊敵人。接敵之後，五團與佔領馬鞍山的敵人展開了白刃格鬥，六團配合向敵衝鋒，佔領了馬鞍山。一團、四團則佔領了小孤山，向烏江展開猛烈的側擊。這時一師的部隊也從西北方向兜擊過來，對烏江形成四面包圍。至十九時許，敵人除一小部逃竄外，其餘全部繳械投降。敵第八十師被我消滅了。

　　烏江戰鬥共進行了約近四個小時，全殲敵人近四千人，其中被打死的一千多人，俘虜的二千多人，俘虜中有二三八旅旅長何文鼎和團營級軍官多名，並繳獲許多武器彈藥和軍需用品。可惜，敵師長李思愬乘黑衣帶少數人突圍，逃到了八都。烏江戰鬥，是我軍自黃陂、草台岡兩大勝仗以後的又一次較大的勝利。這次勝利證明，只要我們善於捕捉戰機，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攻其不備，消滅敵人一個師或一個旅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若要想將戰鬥的勝利發展成戰役的勝利，當時則是不可能的，因為執行了「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所以個別的勝利不能扭轉當時全域上的被動局面，沒有能阻止住敵人逐步完成吉水、永豐到樂安、宜黃的堡壘封鎖線。

　　§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開始，蔣介石集結了一百萬兵力，以五十萬專門對著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圍剿」一開始，敵人的戰術變了，即在中央根據地四外修築碉堡。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變化。它不長驅直入，而是採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一邊築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裡，但步步朝著我中心區和主力所在地進逼。它要求，軍事行動緊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蔣介石所說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為營」戰術，政治上推行清鄉、保甲制、連坐法、政治懷柔等反動政策，再加上經濟封鎖。其總的目的用北路軍司令陳誠的話來說，就是要從軍事、政治、經濟各個方面「抽幹塘裡的水，捉塘裡的魚」，消滅紅軍，消滅根據地。

　　面對著這種形勢，當時如果我們党的領導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一樣，不犯錯誤，是可以有辦法克敵制勝的。但是黨內情況不是這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已經發展到居統治的地位，使我們對敵人的這種戰略性變化，不能採取正確有效的對策，而採取了先是冒險進攻，後是消極防禦的錯誤的戰略方針，導致了中央根據地的丟失，紅軍不得不作戰略轉移。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洛南等同志先後到達瑞金。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也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到達瑞金。中央和這些同志的到來，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根據地及其鄰近根據地得以進一步貫徹。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又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他們對形勢作了極端錯誤的估計，說什麼中國已經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在對敵鬥爭中，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指導方針。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博古、李德等實行的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這個方針是這麼來的：九月二十八日，敵人佔領黎川。　「左」傾冒險主義者不採取過去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方針，卻命令紅軍北上就敵，企圖恢復黎川，保住「國門」。這時，我們的三軍團在黎川東北的洵口，與敵人吳奇偉的第六師十八旅三個團打了一個遭遇戰。我們先敵開火，先敵展開，佔領陣地，衝垮敵人以後，又緊接著追擊，把敵人高級軍官到前方視察坐的小汽車都繳到了。這一仗共消滅敵人兩個多團，俘虜一個旅長。仗是打得不錯的。這本來是出敵不意，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在當時敵人兵力超過我們多少倍，強敵壓境的總形勢下，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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