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1)

　　中共九大以後，國內局勢一度趨向緩和：各地在進行「整黨建黨」過程中，陸續建立或恢復了黨的組織；長期以來由於派性引起的大規模武鬥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令人憂慮的國民經濟連續兩年嚴重下滑的狀況得到扭轉，工農業生產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幅度下降的工業生產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六點九，其中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三，當然這樣高的增長是帶有恢復性質的。

　　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是相當樂觀的。在他心目中，已經進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該準備收尾了。他在這年三月間在談到九大文件時已經說過：「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原來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規定「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毛澤東在審閱時把它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②確定在九大後取消「中央文革小組」。他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第三個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把局勢逐步納入正軌，認為這樣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澤東完全沒有料到，就在九大開過後不久，一場新的政治風暴正在迅速形成和發展起來，中心是林彪集團急於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一直演變到生死搏鬥的地步。這場生死搏鬥，首先在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爆發。

　　「中央文革小組」的取消，在客觀上削弱了江青一夥的權力。儘管江青等通過九大進入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在政府和軍隊中並沒有實職，對充滿野心的他們來說，便有了一種失落感。江青後來發牢騷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③但事實上，他們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積累起相當大的力量和影響，同各地造反派有著密切的聯繫，仍擁有很大的能量。

　　林彪集團的權勢在九大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們已經擁有相當的政治資本：林彪不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過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軍權；而在實行「三支兩軍」以來，軍隊在全國各地和各部門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使林彪集團的權力和野心空前膨脹起來。但他們仍擔心江青、康生、張春橋等的勢力發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這兩個集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結，儘管在有些問題上也曾發生矛盾，但總的說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邊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團，另一邊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夥，互相傾軋，愈演愈烈。張春橋在一次到機場送外賓時當面嘲笑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麼也不懂。」林彪在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會面時說：「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也沒有做過什麼大的工作，不過是個小記者。④」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尖銳，越來越不能相容。但毛澤東對這種變化，卻沒有多少察覺。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經又有一年多沒有外出的毛澤東，在九大結束後心情輕鬆地登上南下專列，駛往他所熟悉的「白雲黃鶴」的地方——武漢。從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他都住在武昌東湖的梅嶺一號。離開的那天，他對湖北負責人曾思玉等說：「我這次來，不是給你們談工作的，是因為在北京很忙，到這裡是休息的。」⑤

　　在武漢期間，他一再談到要減少對他個人的過分頌揚。到了梅嶺一號，他看到從走廊到會客廳、書房和臥室裡，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立刻要工作人員將這些統統摘下。有一次，他針對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說法，向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還有一次，毛澤東在觀看中共九大紀錄影片時，銀幕上多次出現他本人的鏡頭和代表們長時間歡呼的場面，他生氣地站起來中途退場，並且說：「哪有一個人老看演自己的電影？我的鏡頭太多了，沒什麼意思！」他還告訴工作人員：「『四個偉大』，太討厭！」⑥

　　六月十二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指出：當前在國內宣傳中出現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誇浪費的問題。今後，「不經中央批准，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築」；「不要搞『早請示、晚彙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這時，毛澤東關心的問題也發生明顯變化，越來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到經濟形勢方面來。在武漢期間，他多次聽取當地黨政軍負責人的工作彙報，主要內容是工農業生產和重點工程項目的開發建設等。據當年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曾思玉回憶：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視察時，對湖北農業生產十分關心。當我彙報戰勝一九六八年長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長勢很好、豐收在望時，毛主席說：對，人是要吃飯穿衣的。湖北是個好地方，是魚米之鄉，自古以來就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說。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我們經濟形勢的好壞，依農業形勢的好壞而轉移。湖北這個地方盛產糧食和棉花，你們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事情就好辦了。⑦

　　對與農業密切相關的水利問題，毛澤東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區因常年遭受洪災，損失嚴重。加上省內缺乏煤炭，開發長江水利資源成了當務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澤東請示興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問題。當得知湖北省領導還沒有去過三峽時，他建議曾思玉可以先去實地考察一下。除了農業、水利問題，他在武漢還過問了焦枝鐵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設、江漢油田會戰等情況，批閱了有關技術革新、渤海地震、華北防汛等文件。

　　對解放幹部的問題，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也一再強調。到武漢前十來天，他在一次談話中說：「專案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當聽取軍委辦事組向政治局常委彙報時，他說：「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什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什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他還說：「不要把責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誰叫我們不管呀！⑨」在武漢，他對當地負責人說：「下點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學會，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監護的人，統統放了，不管他職務大小，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個專案組搞了一二年，沒有搞出來，怕思想上右傾，寧可『左』一點。」「我不是完全反對專案小組。搞專案要有經驗的人，年齡大的人，要與群眾結合。現在有的人年紀輕，造反精神很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得歷史。」「聽說河南地專縣一級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來主持工作，這個經驗很好，全國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對當地負責人說：「出極左極右是社會上有那股思潮，『省無聯』（指「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引者注）極左，那時很吃香，有一股極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對當地負責人說：「要教育幫助新幹部，，就是要當見習官。他們沒有經驗嘛，就是要當見習官嘛！老幹部是有經驗的。」他還詳細地詢問了浙江工業配置情況、新安江水電站生產情況，並談到修建杭州到長興的鐵路問題。⑿

　　這時毛澤東關注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準備打仗」。

　　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3日。
　　②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送審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③江青給毛澤東的信，1974年11月19日。
　　④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官祥等：《在東湖的日子裡》。見《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頁。
　　⑥官祥等：《在東湖的日子裡》。見《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頁。
　　⑦曾思玉：《我的緬懷》。見《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頁。
　　⑧毛澤東的一次談話記錄，1969年5月19日。
　　⑨毛澤東在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的講話記錄，1969年5月26日。
　　⑩毛澤東同曾思玉、劉豐、張體學、方銘的談話記錄，1969年6月26日。
　　⑾毛澤東同黎原、華國鋒的談話記錄，1969年6月28日。
　　⑿毛澤東同南萍、陳勵耘的談話記錄，196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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