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支持「紅衛兵運動」(4)

支持「紅衛兵運動」(4)

　　林彪在同一天的會上也講了話。他說：「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局勢一度有些緊張。毛主席看到這個形勢以後，提議把大家找來談談。」他在這篇講話中提出：「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5日。）這種「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全盤肯定群眾運動的自發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脫離党的領導而由群眾說了算，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開黨委鬧革命」和正在社會上惡性氾濫的無政府主義進一步提供了理論依據。林彪這個講話，經毛澤東的批准後下發。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軍委、總政《規定》的下發，林彪、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給已經鬧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運動又添了一把火，火燒得更旺了。

　　毛澤東這時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說幹部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在「十六條」中也明白地寫上了這一點；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亂」，就必須放手支持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而對紅衛兵行動中那些過火以至不法行為不加限制，便無法做到正確地對待廣大幹部。

　　事實上，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對各級黨政機關的衝擊，除原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旗號外，又打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衝擊面更大了，衝擊的勢頭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約束。對黨政機關打砸搶的行為，負責幹部遭受侮辱打罵和被隨意綁架的事件，到處發生。造反派的隊伍迅速擴大，形形色色對社會現狀存在這樣那樣不滿的人紛紛加入到造反行列中來，種種不合理的破壞性要求也紛紛提出來。社會秩序更加混亂，各地黨政機關已無法正常工作，連毛澤東要求他們舉行的四級幹部會議也根本無法召開。這自然使各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更加抱著抵觸態度，反過來又使毛澤東對這些幹部更為不滿。

　　進入一九六六年最後兩個月，另一個重要問題又被突出地提了出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應著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進行，還是要進一步擴展到更加廣闊的工農業領域中去。

　　這是一個關係整個國民經濟能否正常運行、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國家建設事業能否繼續發展的全域性大問題。

　　隨著「文化大革命」迅猛發展，影響所及，不僅在學校和機關裡，不少工礦企業、農村社隊、商業部門和科研院所已紛紛建立群眾組織，相互串連，起來「造反」，把矛頭對準本單位、本地區、本系統的黨政領導。中央工作會議前，周恩來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向毛澤東建議在政治局討論一次，確定政策。毛澤東批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①（①毛澤東對周恩來請示信的批語，手稿，1966年9月14日。）這兩個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

　　前一個《通知》中指出：「工業(包括國防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市場、收購等工作的正常進行，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工作崗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干預他們的部署，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工作的進行。如對該單位有意見，可送大字報去。」

　　後一個《規定》中要求：「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依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和廣大幹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佈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和秋購，『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

　　周恩來對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餘秋裡、穀牧談到自己心中的憂慮：「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工作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①（①《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頁。）

　　可是，就在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一個人們事前沒有想到的、改變了整個局勢發展的事件發生了，那就是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一些工廠的群眾組織，串連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關於工礦企業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沒有給予承認，並對群眾進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責為「壓制革命造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人的迫害」。十日淩晨，王洪文率領兩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登上火車，赴京請願。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王洪文煽動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三十一個小時，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車無法發出，嚴重影響了鐵路交通運輸秩序。他們並要求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他們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動，這次事件的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等。

　　由於參與事件的已不是學校的紅衛兵，而是工廠的工人。這就提出一個大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擴展到工業交通領域中去，產業工人能不能像紅衛兵一樣也搞「革命造反」，進行「革命串連」，以至「停產鬧革命」？

　　「安亭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最初沒有管。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根據中央原來確定的原則，要陳伯達電告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總司」妥協讓步，同時做好受蒙蔽、被裹脅工人的勸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被派前往上海處理這個事件。張春橋到上海後，不顧中央確定的原則，也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發表支持「工總司」的言論，說：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座談紀要，1966年11月13日。）他還在「工總司」的要求上簽了字。張春橋的這個行動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肯定了張春橋的做法，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他還要陳伯達負責起草一個關於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

　　為什麼毛澤東這時會改變主意，支持張春橋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認為中國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存在於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內，也嚴重地存在於工礦企業中。他在陳正人信上的批語就是明證。他覺得，此時在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正有助於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把「文化大革命」在廣度和深度上推向前進。另一方面，學校紅衛兵運動經過幾個月的發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澤東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消極方面，學生紅衛兵內部也明顯發生分化，已出現走向低落的朕兆。這使他感到憂慮，需要借助作為「革命主力軍」的工人隊伍，推動這場「革命造反」運動繼續發展。

　　儘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觀點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區別。他不是不要生產，更不是要搞亂生產，而是主張首先抓好「革命」，來推動和促進生產的發展，認為抓了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生產就會上去。正如他對「十六條」修改的那句話所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條」中，正是根據他的意見，加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內容。他還在陳伯達的一個講話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②（②毛澤東對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稿的批語，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終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會妨礙生產，相反還可以促進生產。但是，毛澤東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實際情況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文化大革命」進入工礦企業的結果，根本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對生產起推動和促進作用，只是造成大規模的混亂，對生產產生嚴重的干擾和破壞。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主管工業的負責人會議(通常稱為工交座談會)，討論陳伯達主持起草的關於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稿。與會者不贊成其中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別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內容，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並且增加了以下內容：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只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參加文革活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陳伯達看到這個修改稿後大為不滿，在二十一日把谷牧、餘秋裡找去，譏諷地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①（①《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頁。）

　　余秋裡、谷牧向周恩來、陶鑄、李富春等作了彙報。二十二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講了幾點意見：「(一)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二)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三)文件提出後，讓穀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瀋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十二月份發出。」②（②《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頁。）毛澤東雖已決心在工礦企業也要開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可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一旦讓「文化大革命」進人工礦企業，就決不是用「業餘時間」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這一步，工礦企業的生產秩序就穩定不住了。

　　第二天，穀牧把工交座談會期間修改的關於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彙報提綱》批印上報。但一場他沒有料到的軒然大波發生了。據穀牧回憶：

　　「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彙報後，遭到了林彪、

　　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他們說，工業系統的問題，比文教系統還要嚴重；如果

　　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

　　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張春橋指著我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

　　情緒。』在十二月六日的會議上，陳伯達氣勢洶洶的站

　　起來，指責《彙報提綱》沒有同他商量，發這個提綱是

　　『突然襲擊』。當我正在考慮對這一無理指責如何回答

　　時，周總理馬上嚴肅地對著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

　　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徵求意見。』

　　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林彪也發了言，他說：『這次運

　　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

　　了這麼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

　　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

　　下！』」①（①《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1月版，第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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