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支持「紅衛兵運動」(2)

支持「紅衛兵運動」(2)

　　毛澤東本來就期待能掀起一場群眾性的大風暴，猛烈衝擊一下他認為的舊思想和舊秩序，以便開闢一個「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發生的局面，使他感到興奮。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剛去負責《人民日報》工作的唐平鑄、胡癡談話，把自己的心情說得很明白：「現在學生對一鬥二批三改不感興趣，心裡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一鬥二批三改，這是我講的，現在群眾不聽了，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現在學生心不在一鬥二批三改。我們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面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那時，社會上又出現一個原來沒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學校學生開始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外地學生也有不少到北京來。毛澤東認為，新出現的這種方式有利於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從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國，因此加以支持。對前一點，毛澤東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出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有些壞人也會出去。壞人出去無非是放毒，在家裡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樣。」對後一點，他說：「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裡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藉口。」談到許多地方的幹部遭到紅衛兵圍攻時，他說：「我們開了全會，還有很多人沒有轉過來，他們就是不執行。有些人當群眾圍攻他們時躲起來，這是臨陣退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原來設想的時間又延長了，說：「文化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①（①毛澤東同唐平鑄、胡癡談話記錄，1966年8月28日。）

　　隨著運動的發展，各種矛盾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武鬥現象十分普遍，這是毛澤東不贊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一開始，他就說：「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林彪一聽毛澤東這樣說，立刻緊接著說：「全部形勢很好，就是要去掉一個打人。不打人，就什麼都好了。」那時紅衛兵正在到處揪鬥原由各中央機關派去的工作組。被揪鬥的工作組成員，通常都要戴高帽，掛牌子，遭到「噴氣式」的殘酷鬥爭。毛澤東說：「工作隊員大多數是好的，只有極少數人不好。工作隊長也不是個個都壞。派工作組的人要承擔責任。國務院各口的負責人，要到群眾中作檢討，到工作隊員中去作檢討。這樣，解放大多數。」在學生中這時出現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組的所謂「保皇派」的尖銳對立。毛澤東說：「保皇派這個名稱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麼不保？不能怪工作組，現在又怪到工作組底下的學生去了。你們要去傳，我也保過六天皇，保的只是張承先，後來不保了。」

　　但是，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基本態度，仍是繼續主張「放」，而不是「收」。當李富春在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對中央八個口的文化革命運動規定了十條意見時，毛澤東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來一個放任自流。有十六條嘛，都不聽。讓它去搞。」他還說：「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準備個別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臺。」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擴大會紀要》，1966年8月29日。）

　　「來一個放任自流」，「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這顯示出毛澤東對發動「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決心。他認為，這些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最終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一旦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社會上原有的錯綜複雜的矛盾便會在種種漂亮口號掩蓋下來一個集中的大爆發，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會乘此活躍起來，為所欲為，就像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那樣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惡果遠遠超出毛澤東原來的預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麼嚴重地脫離了實際。

　　紅衛兵運動的烈焰越燒越猛，衝擊到許多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學經濟系一群紅衛兵闖入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家中，肆意進行查抄。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以釗荒耄不才，在公領導之余，受到本國青少年之督責搜檢，此惟罪有應得，亦且情所甘願。蓋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數人享受幸福，區區一小撮人沾著屈辱，又算得了什麼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當天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①（①毛澤東對章士釗來信的批語，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還寫了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大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等，要對他們實行保護，努力減輕因紅衛兵的無知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煽動下，一些人仍受到不應有的衝擊。

　　八月下旬起，紅衛兵運動已形成全國性「大串連」的浪潮。北京學生分赴各地，向全國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各地紅衛兵也紛紛湧入北京「取經」。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來京學生已達十四萬人。三十一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由於參加「大串連」的學生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他們的伙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大串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從八月底開始，毛澤東幾乎每隔半個月就要接見一次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九月中旬，當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時，毛澤東身體不適。他在十三日晚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了一封信說：

　　「臥病三天，尚有微溫，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四)或後天(十五)上午十時或下午五時在天安門開七

　　十萬人大會。我能起床，即去見見群眾，不能起床，則

　　請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澤東給林彪、周恩

　　來、陶鑄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十五日下午，病後初愈的毛澤東還是趕到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各地的上百萬師生和紅衛兵。到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澤東共八次接見北京和來京串連的紅衛兵總共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儘管毛澤東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的調子，並且在七月間就對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①（①毛澤東在陶鑄送審的新華社電訊稿上的批語，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實上，個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氾濫，達到狂熱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稱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大量毛澤東的著作、語錄、畫像、像章等遍佈城鄉各個角落。讚頌毛澤東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語錄」歌，流行大江南北。

　　紅衛兵的「全國大串連」產生巨大的輻射作用，從北京開始的那種對黨政機關的猛烈衝擊迅速擴展到全國。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紛紛被圍攻，被「炮打」。相當多數的黨政負責人因遭到紅衛兵的責難和攻擊被迫一再檢討，而始終無法「過關」，有的被野蠻揪鬥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實際上已無法正常工作。許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社會秩序處於失控的無序狀態。全國局勢日趨混亂。

　　到國慶節前後，離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已經一個多月，「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卻不像毛澤東預期的那樣順利。由於紅衛兵的衝擊已不是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來揭發、批評和幫助各級領導幹部改正錯誤，也不是實事求是地分清敵我和辨明是非，而是「無限上綱」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相當多的一批高中級領導幹部中，不僅原來那種「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狀況仍普遍存在，而且對這種衝擊和混亂局勢的懷疑和不滿更加強烈。在党團員和基層幹部群眾中，信任並支持各級領導幹部的仍占絕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紅衛兵的到處「造反」、「橫掃」和「炮打」不能不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抵制。怎樣把「文化大革命」繼續有力地推進下去，便成為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中心問題。

　　毛澤東對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決心的，不惜付出代價，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並沒有從來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靜地反思一下自己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是否正確，採用的方法是否恰當；相反，更加堅決地認為必須以極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來，這種來自各個方面、首先是高中級領導幹部中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觸情緒，同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打擊」、「壓制」群眾運動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儘管劉、鄧兩人實際上已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他們推行的那一條「路線」卻依然存在，成為運動前進的主要障礙。

　　這便是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在十月間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

　　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隆重集會和遊行。毛澤東出席了慶祝活動。林彪在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們脫離人民，反對人民，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就決定了他們一定要失敗。」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煙火時同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交談。他指著廣場上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他又說：「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麼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①（①毛澤東同希爾談話記錄，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論。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任務，寫道：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

　　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的產物。」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

　　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

　　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

　　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

　　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果繼

　　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複壓制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

　　生鬥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

　　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正確

　　地進行鬥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

　　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②（②《紅旗》雜

　　志1966年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

　　這篇社論中第一次出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現是「壓制群眾」，並且強調「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的，很複雜的」。這就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放到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地位，並且要擴大到地方和許多單位去。這一來，對運動中出現的任何過激和不法行為都不能加以約束，否則就是「壓制群眾」，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整個混亂局面就更難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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