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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5)


  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這次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十二年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四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到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敢於揭露和批評,有些批評指名道姓,包括對毛澤東的指名批評,這種情況,在建國後黨內生活中還不曾有過。在全體會上,毛澤東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說這幾年的缺點、錯誤,國務院及所屬各綜合部門,要負很大責任。此前,鄧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會議上表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党的最主要的領導人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內作誠懇的自我批評,深深地感動了全體與會者。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也都在這次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是一次總結大會,又是一次動員大會。通過這次會議,大家精神振奮,團結一致,積極投入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的鬥爭中去。

  七千人大會也有缺點和歷史局限性。會議仍然肯定「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而且還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作為這次會議的中心問題,民主集中制問題,後來也沒有能夠真正的貫徹實行,相反,卻逐步地背離了這個基本原則。

  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二月八日晚,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劉少奇主持。這時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全面貫徹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

  按照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對形勢的估計,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緊的工作環節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穩定市場,整頓秩序。如果這個目標實現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農業和工業方面扭轉被動局面,爭取更多的主動,為實現十年的奮鬥目標創造有利的條件。但不久,劉少奇發現一九六一年實際上存在著三十多億的財政赤字,如不採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的危險。他感到有必要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當前形勢和存在的嚴重困難重新進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應劉少奇的要求,陳雲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就目前的財政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發表了講話。

  陳雲分析了目前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同時提出六條克服困難的意見:(一)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三)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四)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頁。)陳雲這個講話,成為西樓會議和隨後出臺的進行大幅度調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礎。

  劉少奇非常贊同陳雲的意見。他在插話和會議的結論裡指出:中央工作會議②(②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頁。)

  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它在七千人大會認清形勢、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初步檢查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特別是當前的國家財政收支情況,摸清了多年來想搞清楚而沒能搞清楚的家底,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真正認識到當時面臨的財政赤字的危險性。在此基礎上,會議作出三項決定:第一,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非常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恢復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第二,「今後十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部分有發展;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主要是發展,也還有部分的恢復」。②(②《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陳雲等同志講話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陳雲、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針。

  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擴大會議。陳雲發表題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李先念作關於當前財政信貸和市場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應當採取的措施的講話,李富春作關於工業情況和建設速度問題的講話。三個講話,特別是陳雲的講話,受到熱烈歡迎。三月十八日,在劉少奇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三個講話。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是在西樓會議開過不久醞釀恢復成立的。後來確定由陳雲擔任組長,李富春、李先念擔任副組長,周恩來等為財經小組成員。

  在七日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再次就如何恢復生產、克服困難問題講話。他強調,必須明確認識現在是恢復階段。對一九六二年計劃要進行相當大的調整,把重點放在農業和市場上。計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生產和穩定市場方面。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指標,要「傷筋動骨」。關於綜合平衡,他認為,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結果不能平衡;按短線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頁。)

  三月八日,周恩來講話。他說:總的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包括方針、政策、幹部經驗等等,從這些方面看,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同時他又指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計到。今年計劃還需要大調整。原來還想慢慢轉彎,現在看來不行,要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說,過去是改良的辦法,那麼現在就要採取革命的辦法。當然,步子一定要踩穩。關於「恢復時期」的提法問題,他說:在今後十年中要有個恢復時期,這是講它的主要性質,而一般地仍可稱它為「調整時期」。②(②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3月8日。)

  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同劉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儘量同七千人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央批轉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話的批語等。劉少奇說:這只是我們這裡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彙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③(③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頁。)

  七千人大會閉幕以後,毛澤東一直在外地。他在離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二月下旬,田家英帶著整理稿到了杭州,見到毛澤東。

  毛澤東對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滿意。二月二十四日淩晨,給田家英寫了二個條子,說:「我看還是我的那個原始講話好。請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機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講話來,我和你每人有一本,兩人對照一起修改,有兩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4日。)

  第二天,講話稿送來了,是一個錄音記錄。毛澤東花了一天工夫,在記錄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來的樣子。改出後即交田家英,並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麼錯誤沒有。看完後,即送江青看,然後還我。」②(②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6日。)

  從這時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又先後改了七遍,作了比較多的修改和補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問題和認識客觀世界問題這兩部分。其中有一段話,意思是說,要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毛澤東在修改整理稿時,讀到這裡,覺得言猶未盡,忽然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隨手引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引證之後,毛澤東興致勃勃地發揮了一篇議論。為了引證無誤,毛澤東特地囑咐田家英找來《報任安書》這篇文章,加以校對。

  經過多次修改和補充,以及文字上的潤色,使得這篇講話內容更豐富,理論色彩更濃,文字也更為流暢。這裡順便說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將毛澤東這個講話印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時,曾經他本人同意,將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的一段話加進去了。這段話是:「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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