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糾「左」的努力(13)

糾「左」的努力(13)

　　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討論，形成《關於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作為這次會議的紀要。這個文件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原則通過。正式下發以前，又將其中講到的有些問題單獨列出，成為《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①。這個文件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糾「左」成果的基礎上，又有所前進，主要是在所有制問題上，不但肯定了以大體相當於高級社規模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又承認了大體相當於初級社規模的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樣做，從「一大二公」的觀點來看，無疑是後退了，但實際上，是前進而不是後退。應當說，這個「前進」還是遠遠不夠的，表現出這個文件的局限性，實際上是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認識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還表現在：一是農業生產繼續搞高指標，維持了八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給制這兩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嚴重影響生產積極性、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三是整個的政策調整，還是放在將來要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集體所有制過渡的基礎上。

　　一九五九年的經濟計劃指標（主要是工業指標），是這次會議最主要的議題。

　　從一月初起，毛澤東一直希望經濟部門能夠拿出一個穩妥可靠的年度經濟指標，但是，在「大躍進」中形成的指標低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壓力下，這個願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過去了，計劃完成情況很不理想。是繼續保持高指標，還是壓低指標，這個問題在上海會議上又提出來了。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薄一波作《關於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毛澤東對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很不滿意。據薄一波回憶：「在談到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時，毛主席當即借題發揮，對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評了一番。他說：搞了十年工業，積累了十年經驗，還不曉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軋鋼機。——引者注），二月底還報可完成三十一套，結果只搞了十六套，還有一部分配不齊全，這是什麼人辦工業，是大少爺。現在工業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搞那麼多仁義道德，結果一事無成。」「毛主席說：何必那麼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項，又搞不成。搞成我贊成，問題是你搞不成。從前講輕重緩急，現在講重重急急要排隊，算得一點經驗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二十八日，會議聽取李先念《關於當前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從反映出來的問題看，工業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別是鋼材不足，這是影響各項指標完不成的主要問題。毛澤東說：「現在看，人心所向，橫直沒有東西。我們從前講過的，錢只有這麼多，現在是鋼材只有這麼多，看辦多少事。」③

　　指標問題一直討論到八屆七中全會。七中全會四月二日至五日召開。四日，李富春報告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決定把鋼產指標從六中全會提出的二千萬噸調到一千八百萬噸（其中好鋼一千六百五十萬噸），基建投資從三百六十億元調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億元，基建項目從一千五百個減少到一千個。

　　關於上海會議討論計劃指標的情況，楊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記中，有一段較為詳細的記載：「這幾天因常委提倡計劃必須落實，鋼已減為1640，生鐵為2370。計劃定的確實可靠一些，讓大家心情舒暢地去超過，當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問題。東北、華東各同志還不大死心，還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虛了之外，其餘各部均有意見，均紛紛議論，情緒不安；而事實上如果不採取堅決步驟，實現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則武漢會議（指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引者注）訂的1800萬噸計劃，肯定是無法實現的。今年計劃已經搞了第四次了，看來今後還會有相當的調整。」④

　　鋼產指標降低了，要不要公開修改六中全會公佈的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成了一個問題。中共中央處於兩難境地。有人建議，利用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的機會公開修改，但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主要的一個顧慮就是怕洩氣，怕政治影響不好。結果，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繼續維持原來的四大指標⑤，失去了一次公開修改指標以擺脫十分被動局面的機會。

　　這次全會還討論和決定了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候選人的提名，準備經過同各方面協商後，向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提出。

　　八屆七中全會的最後一天，四月五日，毛澤東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一共談了十幾個問題，包括：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裡，不在多數人手裡；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這些都是有針對性的，從不同的側面，初步總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一些教訓。

　　毛澤東把多謀善斷作為第一個問題來講，因為他有特別深的感觸。他說：「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他舉了陳雲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議而沒有被採納的例子。他說：「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會，陳雲講了，他估計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鋼產量一千八百萬噸的計劃指標。——引者注）。這種話應該聽。那個時候有人說陳雲是右傾機會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認為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雲的話是很正確的。還有，前天同胡喬木談話，他冒出這麼一個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公報不是喬木搞嗎？陳雲向喬木建議，是不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暫時不說，看一看。而喬木也不反映，他有這麼個想法：全會都通過了，還要變更，恐怕不是真理吧。這種話武昌那個時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過了幾個月，四月二日喬木同志才告訴我。喬木這個人在這方面是個真實人，他想起來陳雲提過，他擋回去了。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這裡有個觀點不正確。有時大會也可以搞錯誤，而大會中間的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是正確的。往往是那樣。列寧那個時候，很多時候是這樣。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⑥，我先還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毛澤東接著說：「在武昌發表一九五九年糧、棉、鋼、煤的數字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雲一個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確，不是別個同志正確，別個同志不善謀。所謂善謀，就是跟我們這些人談一談，交換交換意見。鑒於這個，在座同志們，你們也要多謀一點，謀于秘書，謀于省市委書記，謀于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謀于個別農民，謀于廠長，謀于車間主任、工段長、小組長，謀于個別的工人，謀于不同意見的同志。這就叫多謀。然後是善斷。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後才能得到善斷。」

　　講到觀察形勢問題時，毛澤東說：「要善於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以後，我們的計劃工作一直被動，自己毫無主動。武昌會議被迫由三千萬噸鋼搞成兩千萬噸。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後，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萬噸，只搞兩千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這個問題也是毛澤東有感而發，是針對他很不滿意的幾個會議文件而講的。他說：「你寫文章幹什麼？你是要人家懂。你寫古文，許多問題不交代給人家，人家怎麼會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結果忘記了，不懂心理狀態。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麼『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六億人民，一千三百萬黨員，你要給他們閱讀，你寫古文，你寫半文半白結合的文，又不交代問題，又不使人看了通順，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就要反對，立即頂回去。一望之下，你這個東西不行，就要頂回去。」⑦

　　①十八個問題是：一、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況不能很快改變；二、確定基本核算單位；三、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五、「舊賬」的清算和處理；六、國家銀行和公社間的信貸關係問題；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眾宣佈；八、關於工資制；九、關於供給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糧、棉生產指標；十一、關於農業增產技術措施；十二、農村勞動力的安排問題；十三、十億元投資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點要放在窮社、窮隊；十五、關於開會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機構；十七、召開公社的黨員代表大會和社員代表大會；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範章程的準備工作。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頁。
　　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59年3月28日。
　　④《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頁。
　　⑤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把1959年產1650萬噸鋼作為內定指標下達，但對八屆六中全會公佈的1800萬噸鋼產指標不做公開修改。因此，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鋼產量數字仍為1800萬噸。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貴州省苟壩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央紅軍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
　　⑦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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