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糾「左」的努力(9)

糾「左」的努力(9)

　　三月二日晚，繼續開會。周恩來、陳雲、彭德懷等幾位中央領導人都參加了。毛澤東發表第四次講話，因新到會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講話稿，沒有再重複那些內容。這次會開得比前幾次顯得輕鬆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文件和如何開好六級幹部會。毛澤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裡硬是跳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幹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劉少奇說：「他們今天的心情轉變過來了，昨天還有抵觸情緒。」

　　毛澤東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後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毛澤東解釋說，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於被動。）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麼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麼當驢狗子，什麼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鬥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毛澤東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話，確實給了人們以新鮮而深刻的啟發。

　　關於這幾天開會的情況，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有一些記載，很能反映一些與會者的心態和思想變化過程，摘錄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七個人去談話，柯慶施、陶鑄、曾希聖、江渭清、周小舟和我，還有李井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志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從下午四時談到晚上九點多鐘。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後，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佈幾項結論，徵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幹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①

　　三月五日，毛澤東主持最後一次會議。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欽、吉林的吳德、遼寧的黃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勳、雲南的謝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澤東在長篇的講話中，又說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簡直是不留餘地的話，強烈地表達他糾正「共產風」的決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為了迅速扭轉一種形勢，總是愛使用一些十分尖銳甚至是極而言之的話，覺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如此不利於問題的解決。這是毛澤東的一種鮮明性格，是他的一種工作方法，在許多場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說的：「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麼搶產之類。整社五個月，時間過去了三個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沒有搞出根本徹底的辦法。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的問題是跟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我們對農民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買賣關係。公社內部買賣關係，三級之間買賣關係，社與社，隊與隊，買賣關係，做生意，等價交換。」又說：「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胡喬木插話：「等價交換沒有說清楚，只說了社與社，社與國家，沒有說社內的等價交換。」）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②毛澤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評的話，他對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後來，在大家的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大躍進」中要幾億農民都要寫詩這件事的時候說：「有詩意的人才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不行。」③這句話倒是透出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情，同發動「大躍進」時迥然不同。他為「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出現的問題感到沉重，這是他最初萬萬沒有想到的。在鄭州的那些日日夜夜裡，他的全部心思都傾注到糾正錯誤、扭轉局勢之中。他雖然還沒有能夠找到導致豐年鬧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卻透過有些地方瞞產私分這個現象，發現了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公社所有制問題，並且很快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針、辦法和理論。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幹部中頭腦仍然發熱的情況下，毛澤東比較冷靜，走在糾「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包括糾正有些他自己曾經認可的看法。會議關於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就是根據他這些思想提出來的，這是第二次鄭州會議的集中成果。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即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取消一縣一社的體制等等，這一系列決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對原先設想的那個「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糾「左」的問題上，第二次鄭州會議比前兩次會議邁出更大的步子。後來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④儘管如此，由於受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包括毛澤東在內，糾「左」還要走過相當長的路程。

　　①任重日記，1959年3月4日。
　　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5日。
　　③同上。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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