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大躍進」(17)

發動「大躍進」(17)

　　毛澤東深知抓住時機的極端重要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國際上出現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進一步增強；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這就有可能爭取到一個相當長的和平時期。當時他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間地帶吃不下去，內部又有經濟危機，過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戰爭，現在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澤東同中國駐外使節談話記錄，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抓住這個時機，以只爭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設速度，使國家發展起來，興旺起來，強大起來。

　　對於發動「大躍進」，毛澤東當時認為是有充足根據的。從客觀條件來說：第一，中國有六億人口，這是決定的因素。第二，中國已經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生產關係改變以後，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第三，經過整風和反右派運動，形成了人與人在生產勞動中的平等關係，由此勞動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發揮出來。從主觀條件來說，黨已經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夠適應「大躍進」，並能夠保證「大躍進」不出大的亂子。

　　毛澤東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不很滿意，認為發展速度太慢，決心另闢蹊徑，闖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八年的實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領導經濟建設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是還很不足。別人的經驗不願意照搬，自己的經驗又很缺乏，這樣就很容易把過去領導革命的一些成功經驗移用到經濟建設中來。用群眾運動的辦法，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去搞經濟建設，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創立者，調查研究的倡導者。但在「大躍進」中，他背離了這些原則，從主觀願望出發，實行了一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政策，片面地誇大了主觀能動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出現很多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情況。調查研究不是沒有，但大多是走馬觀花式的觀察，或是從各級領導幹部的彙報中得到很多並不真實的和虛假的東西。而這些不真實和虛假的東西，歸根到底，是從上面(包括毛澤東本人)用行政力量壓出來的。根據這些來決定事關全域的重大問題，是多麼危險！這是一個嚴重教訓。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地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過去那樣講實事求是，從思想路線上偏離了正確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使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到恢復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經過以後二十年的曲折道路，從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

　　「大躍進」最大的教訓是急於求成，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憑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經濟發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應當快一些。但是由於要求過急，提出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根本無法實現的工作任務，而且把是否實現這些高指標和工作任務作為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樣，就在黨內助長了浮誇虛報、說假話、強迫命令等壞作風的滋長。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被拋棄了。主觀願望代替了科學論證。所謂「破除迷信」連科學的東西也破除了。以「一〇七〇」的鋼產量指標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標，牽動了全域，一壓下來，正常的經濟秩序被完全打亂，許多正確的政策規定也成為一紙空文。

　　毛澤東曾經諄諄教導黨內同志：在勝利面前務必保持謙虛謹慎，防止驕傲自滿情緒的滋長。但不幸的是，在一個接連一個的勝利面前，他自己卻驕傲起來了。他常說：三年半的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他沒有想到；農業合作化完成得那麼快，他沒有想到；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那麼順利那麼快，他也沒有想到。這麼多原來以為十分困難的任務，都一個一個順利地實現了，在他看來，那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呢？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享有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由於他過分地自信，由於聽到讚揚的話越來越多，他就逐漸地難以再聽不同意見了，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導致毛澤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這些都是值得借鑒和深刻總結的經驗教訓。

　　「大躍進」中取得的一些成績不可抹煞，但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大躍進」加上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是災難性的。這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犯的一個嚴重錯誤。

　　對此，鄧小平在過了二十多年以後，說過這樣一段話：「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刷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又說：「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①（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貝。）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論斷：「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l司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②（②《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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