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大躍進」

發動「大躍進」(1)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

　　這一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是實踐十五年趕超英國目標的頭一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向全黨提出，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來。

　　回顧新中國走過的八年歷程，展望今後的發展，毛澤東感到十分欣慰：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

　　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

　　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

　　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

　　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告一段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

　　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

　　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

　　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

　　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

　　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

　　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

　　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

　　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①（①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頁。）

　　毛澤東把這個思想概括為「不斷革命」。

　　同時，他又交代，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件事可以在黨內事先醞釀，「向幹部講清楚，但是暫時不要在報上宣傳，到七月一日以後我們再大講特講，因為那時候基層整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頁。）

　　毛澤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領導經濟建設全神貫注，投入了幾乎全部精力。他是多麼急切地希望中國很快地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而新中國八年來的迅速發展，也的確為迎接這一歷史性變化準備了條件。

　　到一九五七年，工業總產值從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億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億元，在「一五」計劃期間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點四的增長速度，超過計劃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點七的速度。這是一個很高的而又很扎實的速度。其中，鋼產量從一九四九年的十五萬八千噸，增加到五百三十五萬噸；煤產量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萬噸，增加到一億三千一百萬噸。農業總產值，從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億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億元，在「一五」計劃期間保持著百分之四點五的年增長率，超過原定的百分之四點三的增長速度。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從「一五」計劃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結束時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五(一九五七年)，超過一半。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如飛機製造、汽車製造、機床設備製造、有色金屬冶煉、高級合金鋼冶煉等，也在這一時期內從無到有地相繼建立起來。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增長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強國美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過百分之三點七，英國只有百分之二點九。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以這樣的速度發展的確是很快的。

　　在「二五」計劃開局之年，應當採取怎樣的發展方針，是毛澤東首先考慮的問題。

　　同解決其他難題一樣，他首先從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從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澤東就不斷地在講：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不要只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他概括出兩種領導方法：一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為又少、又慢、又差、又費。多快好省作為一個方針，成為毛澤東當時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的主要武器。

　　這裡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過程。

　　一九五五年夏，國務院開始著手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的十五年遠景規劃及「二五」計劃輪廓。十月，毛澤東看了國家計委的報告，對設想中的發展速度不滿意。十二月，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從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轉到經濟建設領域，提出各行各業都要反對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他說，這篇序言「節約起來講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隨後，<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論，明確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很快，就出現各部門、各地區不顧實際條件，紛紛提高計劃指標、追加基建項目的浪潮，有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千軍萬馬，奔騰而來」。這樣下去，整個國家預算和經濟計劃有失控的危險。

　　從一九五六年六月開始，在周恩來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壓縮預算和計劃指標，形成「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指導思想，並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的贊同和支持。根據這個精神，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經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審定，在六月二十日發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過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反冒進取得了明顯成效。這篇社論，成為一九五六年反冒進的一個代表作。

　　毛澤東對反冒進和這篇社論，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他在收到劉少奇送來的社論稿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全會的組長們一道，議出七條意見，對壓縮一九五七年預算和計劃指標表示贊同，但又指出：「關於壓縮問題，必須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物資不足，應該首先支持必要的生產，同時注意平衡。」③（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11月13日。）實際上毛澤東對這七條並不很滿意。後來他說，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搞了七條，妥協方案，是個提壩，擋一下水。④（④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2日。）

　　過了十個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時候，經濟形勢發展得比較好，群眾的建設熱情高漲起來。在毛澤東看來，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進恰恰是對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毛澤東便把反冒進作為一個嚴重問題公開提出批評。

　　八屆三中全會後，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社論說：「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得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一九五六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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