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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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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一兩個月後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們為著加強對於教育、文化、科學、衛生等部門的党的領導,為著進一步團結和教育知識分子,同時給反共派一個有力的答覆,就必須繼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必須喚起各級黨委充分地認識到黨的組織工作的方針應該同黨的團結知識分子的政治方針相符合,應該是向知識分子開門,而不是向他們關門。」通知要求在經過「大鳴大放」,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在運動中表現好的高級知識分子入黨。①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意識形態方面長期而複雜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一定條件下,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變成為政治鬥爭。這是事實。但是,如何正確地領導這種鬥爭,毛澤東和全黨都缺乏經驗。而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對整個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這篇社論,是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從最近《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的檢討談起,然後談到有些民主黨派在運動中的表現,特別點了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的名,點了「章羅同盟」的名。事實證明,這些批評並不能成立。 在整風鳴放過程中,確有右派言論,也確有極少數人想反對黨的領導,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某個民主黨派(如社論所說的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更不能說,這個黨派有一條「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社論使用了「章羅同盟」這個詞,是根據當時的揭發材料得出的。社論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實際上,章、羅之間也不存在什麼「同盟」。 反右派運動迅速擴大,急劇升溫,揭發批判的內容又從右派言論聯繫到「歷史劣跡」,在報紙上被點名批判的人越來越多。七月九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數擴大了一倍,全國的右派骨幹名單從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從四百人擴大到八百人。報紙上的點名人數,也允許從占右派骨幹總數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鬥爭擴大化迅速發展到哲學和社會科學、新聞、教育、文藝、科技等社會各界。 七、八、九三個月,全國劃成右派分子的人數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全國已劃右派分子達到六萬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個運動結束時,竟有五十五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 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後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許多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和優秀的共產黨員,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殘和迫害,許多家庭因此受到牽連。大量的所謂右派言論,只是對黨在具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尖銳地批評,甚至只是對黨的某個基層組織或者某個領導人提出批評,也都被當作右派言論進行批判,並作為劃右派分子的根據。由於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同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以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主觀願望相反,給國家政治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党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的貫徹,受到了極大的妨礙。這是令人痛心的教訓。 過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五十年代末發生的反右派運動,作出正式結論。《決議》說:「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地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判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後果。」② 七月一日清晨,毛澤東乘專機飛往杭州。六日到達上海,出席上海市幹部會議,就整風反右問題講話。他說:我看七月還是反擊右派緊張的一個月。右派還要挖,不能鬆勁,還是急風暴雨。這次反右派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思想鬥爭(整風)主要還在下一階段,那要和風細雨。他點了上海知識界幾個人的名。他說,在民主黨派整風時,要把三個問題搞清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究竟好不好?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不要共產黨來領導?③毛澤東這次講話的氣氛同三月間在這裡講話的氣氛大不一樣。這反映了一百多天來中國政局的變化,也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上的變化。 為了總結前一段反右派鬥爭的經驗,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澤東決定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開會地點選擇在青島。 青島會議分兩段進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陸定一、譚震林、陳伯達、胡喬木、李維漢、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張仲良、張德生、陶魯笳、陶鑄、周惠、王任重、張平化、馬國瑞、潘複生、舒同。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確定整風分為四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著重整改階段;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 會議期間,他找一些省市委書記談話,把談話要點歸納起來,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另一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討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等。出席會議的有:陳雲、李先念、鄧子恢、張鼎丞、陳伯達、陳正人、田家英,柯慶施、江華、江渭清、曾希聖、舒同、歐陽欽、黃歐東、吳德、烏蘭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很看重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確的。青島會議是個補充,沒有這個補充是不行的。」④ 所謂補充,顯然是指關於反右派及其有關內容。「沒有這個補充是不行的」,就是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還不完全,僅有《正處》是不夠的。《正處》是二月的講話,發表時,反右派剛剛開始,還沒有擴大化。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成文時,反右派鬥爭已經發生嚴重擴大化,毛澤東的思想也急劇地向「左」發展,因而這兩篇文章在基本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寫道:「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這一來,大批被錯劃的所謂「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敵人」、「反動派」、「反革命派」。他們雖然還保留選舉權,但長期承受著政治上、思想上的打擊、歧視和傷害。這是對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嚴重混淆。 文章又說:「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以後頻繁地開展政治運動,發生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上的重要依據。 這篇文章也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例如:「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是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在探索從政治上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這個任務應當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基本上解決。」⑤ 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頁。 ②《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頁。 ③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7月8日。 ④毛澤東召集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組長會議時的講話記錄,1957年10月7日。 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89、485、49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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