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11)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11)

　　毛澤東認為，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問題，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還是一個問題，這是知識分子新的世界觀還沒有建立起來的一種表現。要向他們說明，知識分子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本身的性質還在變，要逐步地變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斬釘截鐵地說：文藝當然是工農兵方向，沒有別的方向。那些懷疑工農兵方向的知識分子，是反映了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富裕階層的思想。我們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團結爭取過來，條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還需要時間，不能快，不能忙。馬克思主義只能逐漸地說服人，不能強迫灌進去，灌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他再一次強調中央關於「放」的方針，說：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採取民主的方法。

　　談到整風的時候，他說：我們跟黨外人士的關係應該比過去進一步。現在是隔著一層。黨與非黨，有一點界限是必要的，應該有區別，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條深溝。現在的情況就是有許多地方黨內黨外這個溝太深了，應該把這個溝填起來。要跟他們講真心話，這樣，他們會進步得更快些。不要講一半，還留一半在家裡講。

　　最後，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採取上面所說的這些方針，我相信，我們的文化、科學、經濟、政治，我們的整個國家，一定可以繁榮發展起來，我們國家就會變成一個有近代農業的、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會要好起來，人民的政治情緒，人民跟政府的關係，領導者跟被領導者的關係，人民與人民中間的關係，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係。我們希望造成這樣一個中國，希望把我們國家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說話，有意見敢於說，不要使人不敢說。按照這樣的方針，我們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實現。⑤

　　在他的講話提綱裡，最後這一段話是這樣寫的：「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⑥

　　最後這一段話，可以說是毛澤東提出「正處」思想的根本出發點，也是他南下全部講話的點睛之筆。這裡面，寄託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現代中國的理想和希望。

　　從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澤東接連做了四場報告。這一年，他六十四歲，精力充沛，思維敏捷，對新事物仍然有著過人的敏銳。

　　從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以來，經過天津等地四次講話，毛澤東結合黨內外出現的許多新的情況，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繼續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補充。他一面講，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條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豐富些。

　　他著重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中國社會現階段的主要特點——處在一個轉變時期。由於這個大變動，引起了社會諸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還沒有完全結束，階級鬥爭還要長期存在，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由於社會的大變動，人民內部矛盾突出出來，多種多樣的思想包括錯誤的思想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黨應當採取什麼方針，是一個重大問題。毛澤東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只能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即用說理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對待新的問題。講到民主，毛澤東認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為上層建築，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為提高人民生活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同錯誤思想的鬥爭中發展的，人民要接觸各種思想包括錯誤思想，經風雨，見世面，才有抵禦和鑒別錯誤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澤東反復強調，中央的意見是只能「放」不能「收」。黨所以採取這樣的方針，就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欣欣向榮的國家，一個使人可親的國家。

　　儘管社會上暴露出不少問題，儘管思想有一些亂，毛澤東對局勢的看法還是很樂觀的。他認為，中國不是匈牙利，共產黨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亂也亂不到哪裡去。因此，他主張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

　　毛澤東四次講話的許多內容，後來補充到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約復旦大學教授、他的老朋友周穀城暢談了一次。當晚九時十分乘專列離開上海，子夜到達南行的終點杭州。毛澤東自從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憲法以後，經常來杭州。

　　這時，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等都在杭州。毛澤東在這裡一邊休息，一邊辦公，先後聽取了薄一波關於一九五七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彙報，李先念關於一九五六年度財政收支情況和一九五七年度財政預算的彙報。但毛澤東的心思仍然著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況。在離開杭州前，從四月四日到六日，連續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會議，聽取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關於思想動態的彙報。

　　參加會議的有：陸定一、譚震林，柯慶施、魏文伯、曹荻秋、劉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劉順元、劉子見、陳書同、余克、方乙，江華、林乎加、呂志先，葉飛、許彧青、楊文蔚，曾希聖、黃岩、吳文瑞、李彬、李繼祥等。

　　上海、江蘇、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也是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區。當時，毛澤東的《正處》講話已經在黨內外逐級傳達，在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強烈反響，各種議論紛紛發表出來，出現了少有的思想活躍的景象。

　　毛澤東從彙報中瞭解到，當前黨內外總的情況是很興奮，緊張空氣有所緩和。但是，黨內黨外的反響仍然有一定的距離。在黨外知識分子當中，有不少議論，部分知識分子還有疑懼。黨內的反映更多地表現出某種擔心和困惑。幹部中「左」的情緒還是主要的。

　　毛澤東一邊聽彙報，一邊插話，對一些議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少數人說，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要看看市委的態度。

　　毛澤東：要讓人家批評，一點不生氣，然後去分析。現在知識分子像驚弓之鳥，怕得厲害，他們要看一看，他們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後也還是要看的。我們黨內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條，過去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經過七大到八大，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麼多「老虎」，後來百分之八十都降下來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貪污了，太多了嘛。一個人搞百把塊錢，一世就完了。「五反」開始也到處是壞人，後來五類一分，打擊面就小了。總之，共產黨的政策要讓大家來考驗，領導者也要受被領導者考驗。

　　石西民：黨內有一些幹部說，現在搞百家爭鳴不是時候。有的認為百家爭鳴與千百倍地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傳達要求先黨內後黨外，一下推開感到難辦。

　　毛澤東：八大已做了結論，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時候。黨與非黨之間有堵牆，牆不拆，如何爭取群眾？什麼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為了爭取群眾嘛。不考慮爭取群眾，談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現在黨與非黨之間有條溝，而且很深。我並不是說黨與非黨不要有界限，應該有條線，混起來不好，但是不應該變成鴻溝，脫離群眾。黨內黨外一起來好，這樣快，就把許多人推上政治鬥爭舞臺，不然兩三年也不得解決。現在黨外傳達很快，黨內反而遲，報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評《人民日報》，是什麼人的報紙？

　　石西民：有人提出報上開展百家爭鳴要有五個條件：必須有領導，有選擇，有準備，有說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

　　毛澤東：這麼多條件，叫我也難辦。領導要有，搞方向就叫領導了，但不要干涉過多。有領導是肯定的，但毛病一點不出，難。有選擇，也會選錯的，準備它有錯。有準備是對的，也不能準備得那樣周到。有說服力很對，這條比較具體。有利，看怎樣講，什麼叫有利？百花齊放有利，還是一家獨放有利？這幾個條件都很難辦，但是不要教條主義。

　　石西民：有人說電影要「力爭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認為這個口號不妥當。

　　毛澤東：毒草怎麼能夠避免？我們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難得分辨香花毒草。人們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現的，誰會說自己是毒草？其實，毒草也不那麼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這是中間人物占多數的緣故。對片面性問題，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較多的人使用辯證法，比較能全面一些看問題，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黨內黨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問題，黨內講的都向他們講，缺點也向他們講。我們講了自己，這樣就好講他們的缺點了。人總有懂得與不懂得的矛盾，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與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與做不好的矛盾，永遠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講，已經比較完整了，你們上海還提出這麼多批評嘛。話也難講啊！你們在省裡，不要認為講一下，人家就舉雙手。哪有這樣簡單！

　　⑤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20日。
　　⑥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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