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2)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2)

　　毛澤東的這個戰略部署，得到完滿實現，而且比預想的更為順利。

　　怎樣殲滅白崇禧集團，這是毛澤東在指導中南戰場作戰時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白崇禧在國民黨軍隊中素有「小諸葛」之稱。他很有戰略頭腦，作戰靈活。他所掌握的桂系軍隊，戰鬥力比較強，並且沒有受到很大損失。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後，曾多次與白崇禧集團交手，每次都想同他決戰，他都逃避決戰。五月解放武漢時是如此，七月打湘贛戰役時是如此，八月解放長沙時也是如此。照毛澤東的說法，白崇禧是中國一個最狡猾的軍閥，和他作戰的困難，是不容易打著他，他很會跑。正因為這樣，採取近距離迂回包圍的部署不能奏效，達不到包圍殲滅該敵之目的。而這時就整個國民黨軍隊來說，早已處於崩潰瓦解之勢。

　　根據全國戰爭的局勢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戰的經驗，毛澤東及時地提出殲滅白部的新的作戰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戰軍領導人林彪、鄧子恢、蕭克的電報中指出：「判斷白崇禧準備和我作戰之地點，不外湘南、廣西、雲南三地，而以廣西的可能性為最大。」「和白部作戰方法，無論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麼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處，均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佔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因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和我作戰。因此，你們應準備把白匪的十萬人引至廣西桂林、南寧、柳州等處而殲滅之，甚至還要準備追至昆明殲滅之。」⑤

　　隨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在九月十二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戰軍領導人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的電報中，進一步指出：「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⑥

　　這個新的戰略方針，對解決中南戰場和西南戰場的國民黨軍，起了關鍵作用。這種大迂回的戰略追殲方式，成為中外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它是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新發展。

　　根據新的戰略方針，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第四兵團分東、西、中三路，於九月中旬分別向廣東、湘西、湘南挺進。由四野第十三兵團組成的西路軍，從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粵聯合防線，切斷了白部主力向貴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團組成的中路軍在湘南發起衡寶戰役，殲滅了白崇禧的精銳部隊近四個師。與此同時，由二野第四兵團、四野第十五兵團等組成的東路軍揮戈廣東，發起廣東戰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廣州。同月下旬，在廣東西南部全殲企圖經過雷州半島退向海南島的國民黨軍四萬餘人。湘南、廣東解放後，三路軍立即揮師入桂，實行大迂回戰略，首先切斷桂系軍隊退往雲南、退往雷州半島、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條道路，然後各個殲滅敵軍。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殲滅國民黨軍十七萬三千人，解放廣西全境，圓滿地實現了毛澤東在廣西境內最後殲滅白崇禧集團的作戰計劃。

　　遵照毛澤東關於在一九五〇年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的指示，由四野的兩個軍越海作戰，在瓊崖縱隊的有力配合下，於三月上旬發起海南島戰役，五月一日全島解放。

　　兩廣解放，國民黨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原在川陝地區的胡宗南集團也撤往西南。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曾以西南地區作為大後方，此時仍企圖在這裡重新站住腳跟，捲土重來。蔣介石自己也趕到重慶。解放西南，刻不容緩。

　　西南的重點是四川。毛澤東精心選擇了進軍西南的戰略方向。

　　自古以來，奪取四川不外兩條通路。一是由陝西越秦嶺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長江入川。蔣介石判斷，毛澤東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懷、賀龍率第一野戰軍主力經秦嶺入川。據此，他在八月召開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事會議上，親自部署西南防務，把川陝邊作為守備重點。將胡宗南集團主力沿秦嶺主脈組織第一道防線，又沿白龍江、米侖山、大巴山組織第二道防線。同時，也在川東和貴州佈防，以備不測。

　　毛澤東經過審慎考慮，一反常規，決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動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貴州，挺進四川的敘府（今宜賓）、瀘州、重慶一線，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國民黨軍西南防線的後側，切斷胡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的退路，關起門來在四川境內殲敵主力。同時，以一野一部從陝西挺進秦嶺，故意作出由此大舉入川的姿態，吸引胡宗南集團把注意力放在北線，爾後也可南下攻佔川北及成都。

　　這一軍事行動，要以大兵團翻越川鄂湘黔邊境的高山峽谷，行軍給養都十分困難，還隨時要同困獸猶鬥之敵作戰，可謂一著險棋。但是一旦成功，蔣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線便會不戰自潰，因此，這又是一著出奇制勝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結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兩個兵團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動，一舉突破湘黔防線，十五日解放貴陽，二十一日佔領遵義，切斷了四川境內之敵向貴州退逃的道路，並乘勝向川南兜擊。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果然不戰自潰。

　　這時，坐鎮重慶的蔣介石才如夢初醒，急調胡宗南部隊回防四川，並命令川東守軍西撤。這時，二野抓住敵軍調整部署的有利時機，實施迂回包圍，將川東西撤之敵和胡宗南一部聚殲在南川以北山區，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慶。隨即二野和跨越秦嶺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團共同發起成都戰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蔣介石在大陸上最後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全部覆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感召下，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通電起義，雲南、西康兩省和平解放。

　　西南戰場上連續進行的幾個戰役，歷時兩個月，殲滅國民黨軍九十萬人，蔣介石割據西南、負隅頑抗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在中國大陸上，待解放的地區只剩下西藏了。為了迅速統一全中國，毛澤東作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決策，同時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強政治爭取工作，力爭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〇年六月，經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當局提出包括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和達賴的地位職權不予變更；實行宗教自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等十項政策，作為談判的基本條件。但是，西藏地方當局中的反動勢力，在帝國主義慫恿支持下，不但拒絕談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達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圍地區部署兵力，企圖憑藉金沙江天險和高原特殊艱苦的自然條件，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西進。

　　這樣，為了敲開和平談判的大門，只有斷然採取軍事行動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告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如我軍能於十月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起昌都戰役，解放了昌都地區。果然，昌都戰役一個勝利，進藏的門戶被打開，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條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舉行談判。五月二十三日雙方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國除臺灣和一些沿海島嶼、香港、澳門外，實現了空前的統一。

　　全國的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為人民所極端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戰的局面，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事業和其他一切事業，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創造了根本的條件。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畢生為之奮鬥而沒有實現的統一願望，在毛澤東領導下實現了。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統一和分裂交替著出現。統一總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隨著連綿不斷的戰爭和破壞，伴隨著外部勢力的入侵和壓迫。統一，反映了人民對於和平和安定的渴望與追求，有利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利於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的親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正如孫中山所說的：「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集中代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統一全中國，實現了人民的願望，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統一，有著本質的區別，社會制度和政權性質都根本改變了。它是人民當家作主人的統一，是由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作為政治保障的統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基礎上的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從世世代代飽受壓迫的地位變成國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要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個組織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過渡形式人民代表會議。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這是毛澤東從現代中國歷史和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是一種適合中國情況、又有利於表達人民意志的政權組織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戰爭向著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地區迅猛發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舉行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十三日，毛澤東出席會議，向全國發出號召：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並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更加注意發揮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作用，把它作為體現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聯繫的重要組織形式，緊緊抓住，連續轉發了一批典型經驗，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向毛澤東發出一份電報，彙報松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和經驗。毛澤東收到此電，十分高興，對會議的成功，「極為欣慰」。⑨隨即將饒漱石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負責人，請他們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並強調指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繫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⑩

　　⑤《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頁。
　　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頁。
　　⑦《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頁。
　　⑧孫中山：《在神戶與日本新聞記者的談話》，1924年11月24日。見《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7月版，第373頁。
　　⑨毛澤東致饒漱石電，手稿，1949年10月13日。
　　⑩《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