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大決戰的日日夜夜(8)

大決戰的日日夜夜(8)

　　對這樣的作戰部署，葉劍英後來評論道：「『兵貴神速』和『出敵不意』的軍事原則，為一般軍事家所熟知，但毛澤東同志運用之妙，卻超乎尋常。『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作戰方針，以及延緩華東戰場對杜聿明集團殘部最後殲滅部署的指示，則更表現了軍事指揮上的高度藝術。」(36)

　　局勢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計的那樣。十二月中旬，傅作義將華北「剿總」司令部由北平西郊遷到城內，放棄唐山、蘆台，加強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派前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從南京飛抵北平，勸傅作義率部南撤。按照毛澤東的部署，華北第二、第三兵團加強對張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圍，作好攻擊的準備；東北野戰軍和華北第七縱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斷平、津、塘之間的聯繫。到這時，傅作義集團這只「驚弓之鳥」，已被分割包圍而變成籠中之鳥，欲逃無路了。

　　在完成對平津的包圍後，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軍先後攻佔新保安、解放張家口，將傅系主力基本消滅，使他們無法西逃。毛澤東在佈置嚴密防止平、津國民黨軍南逃的同時，一再查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從一些情報和外國通訊社的報道中獲悉，大沽口沒有碼頭，輪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鹽灘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結有一批國民黨的軍艦；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東北野戰軍迅速切斷天津和塘沽之間的聯繫。二十一日，又指示：「攻擊塘沽的遲早，以我軍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擊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鎖塘沽來作決定。」(37)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後來說：「我軍本擬首先攻殲塘沽之敵，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勢開闊，河流、鹽田很多，冬不結冰，既不能從側後切斷敵人退路，又不便從正面展開兵力，而守敵侯鏡如的指揮所設在軍艦上，隨時準備逃跑。」(38)這些原來沒有估計到的實際情況是不能不加考慮的。二十五日，林羅將第七縱隊關於塘沽地形情況的報告轉報軍委，提出：從地形來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軍委報告：平津敵軍突圍跡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礙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對兩沽的攻擊時間擬予推遲。第二天，毛澤東以軍委名義複示林彪：「既然平津敵突圍象徵甚多，目前攻擊兩沽亦有困難，自應推遲攻擊兩沽時間，並請考慮將迫近兩沽之我軍向後撤退。敵人見我不去攻擊，就不一定會逃跑，若干天后海邊封凍，再考慮是否攻擊。該敵只有五個師，即使從海上跑掉也不要緊。」同時，又強調：「平津兩敵則應嚴防突圍逃跑。」(39)「如果平津兩敵確有突圍徵候，即應斷然放棄對兩沽之攻擊計劃，將對兩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間。」二十九日，毛澤東更明確地複示林彪：「放棄攻擊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國民黨守軍奉命拒絕和平解決後，人民解放軍發起總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殲滅守軍十三萬人。十七日，塘沽守軍乘船南撤，人民解放軍于當日解放塘沽。這樣，傅作義集團的北平守軍已完全沒有退路，促成了他們接受和平解決。

　　毛澤東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對傅作義進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慮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屬傅系的只有四個師，其餘都是蔣系的部隊），又曉以大義，指明正確的出路。

　　傅作義是華北「剿總」的總司令，但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對他說來，存在著兩種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有較深的矛盾，在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時，有把他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們打過仗，他自己有兩個軍的嫡系部隊，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有六十萬人，不到不得已時，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41)事實正是這樣，在傅作義還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時，對和談、起義長時間處於利害權衡和猶豫動搖之中。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決定性作用。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新保安一戰中殲滅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軍，張家口的解放又斷絕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義才真正接受和談。到天津解放、解放軍對北平已兵臨城下時，他才最後下定決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編。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澤東致電林彪，要他們通過北平地下黨的市委直接告訴傅作義：「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佈，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隊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北平城內全部傅系直屬部隊，均可不繳械，並可允許編為一個軍。」(42)九日，他又表明：「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作義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43)

　　這以後，經過多次談判，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和民主人士的積極勸說和促進，特別是在毛澤東發表「八項和平條件」後，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決的方式，並在內部做了不少工作，將北平城內的國民黨軍隊二十多萬人從一月二十二日起開出城外，進行改編。人民解放軍在一月三十一日進駐城內。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談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使這個文化古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促使國民黨軍隊日益瓦解，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毛澤東對傅作義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捨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義內疚地說：主席，我半生戎馬，除抗日外，罪惡不小。毛澤東說：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當談到綏遠問題時，毛澤東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們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的是要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後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等就好過了。」(44)傅作義、鄧寶珊聽後都受到很大鼓勵。

　　平津戰役，歷時六十四天，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五十二萬餘人，除歸綏、太原、新鄉等少數幾個孤立據點外，解放了華北全境。北平國民黨軍隊接受和平改編後，綏遠國民黨軍五萬多人，留待以後起義，再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在三月上半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天津、北平、綏遠作為解決國民黨軍隊的三種方式。他說：

　　「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臺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跡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于我軍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45)

　　用這樣三種方式來解決國民黨的一百多萬殘餘軍隊，是在國民黨軍隊主力被殲後的新條件下，毛澤東關於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互相結合的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它預示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了。

　　(36)葉劍英：《偉大的戰略決戰》，《星火燎原》選編之十，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頁。
　　(37)中央軍委致林羅劉電，1948年12月21日。
　　(38)劉亞樓：《平津戰役的勝利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偉大的戰略決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195頁。
　　(39)中央軍委致林彪電，1948年12月26日。
　　(40)中央軍委致林劉電，1948年12月29日。
　　(41)崔月犁：《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崇高的使命》上冊，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55頁。
　　(42)中央軍委致林彪電，1949年1月1日。
　　(43)中央軍委致林聶電，1949年1月9日。
　　(44)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憶錄》，《傅作義生平》，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91頁。
　　(4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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