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全面內戰爆發以後(3)

全面內戰爆發以後(3)

　　在從事軍事部署的同時，毛澤東仍力圖以戰爭勝利來謀取恢復國內和平。他從「大概半年之後又可能和」的估計出發，要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按照「繼續爭取長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進行工作」，並指出：「如不可能則爭取再延長休戰時間。」

　　大規模內戰的戰火，首先在中原地區燃燒起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軍鄭州綏靖公署和武漢行營所屬的八個整編師另兩個旅共三十萬人，在武漢、西安兩地空軍直接支援下，向中原軍區部隊集結的以宣化店為中心的方圓不足百里的地域發動進攻。中原軍區主力按預定部署分兩路向西突圍，於二十九日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線合圍圈，越過平漢鐵路，擺脫國民黨軍的多次圍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難，於七月底八月初分別進到陝南和鄂西北地區，創造新的遊擊根據地。其中，由王震率領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陝甘寧邊區。

　　中原軍區主力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對各解放區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為作好自衛戰爭的準備爭取了時間。因此，對中原軍區部隊的勝利突圍和王震部回到陝甘寧邊區，毛澤東十分欣慰，多次致電李先念、鄭位三加以慰勉，指出這是戰略上的偉大勝利，極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著老解放區的作戰。九月三十日，毛澤東還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歡迎會，歡迎歸來的三五九旅指戰員。

　　「慎重初戰」，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作戰原則，在重要戰略轉折關頭更是如此。在組織中原部隊突圍的同時，他密切注視著南線敵情的變化，不斷同南線各區領導人磋商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的計劃，並根據情況的變化加以調整。

　　在這個計劃擬定後的短短幾天中，他接到周恩來從南京發來的國民黨軍隊即將向各解放區、特別是蘇中和蘇北發動大規模進攻的重要情報，又先後接到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以及華中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會商後於二十九日聯名發出的電報。這兩份電報列舉蘇中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後，建議在津浦路作戰的第一階段中，華中野戰軍主力仍留置蘇中迎擊來犯的敵軍，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爭取先在內線打一、兩個勝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戰；待津浦路作戰進入晉冀魯豫、山東兩軍渡淮作戰的第二階段時，華中野戰軍主力再加入這個作戰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陳毅、舒同也致電中央和劉鄧，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戰可能出現的不利局面，建議淮北、淮南兩地的野戰軍仍應各自獨立作戰，山東、太行、華中各軍仍沉著應變，作充分準備，以便大舉。

　　毛澤東審慎地分析了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全面進攻的形勢，認為這些建議「似有理由」。他當機立斷地先後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致南線各戰區領導人，對南線作戰部署作了調整，指出：膠濟、徐州、豫北、豫東、蘇北之頑可能同時向我進攻，我軍要「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⑩；「甯周午文稱：蘇北大戰即將開始，蔣軍將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東、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時動作，先求解決蘇北，然後打通津浦、平漢。」「在此情況下，待敵向我蘇中、蘇北展開進攻，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毛澤東還告訴他們：「一切作長期打算，爭取最後勝利。」⑾

　　顯然，「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對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然後渡淮而南的外線出擊計劃是一個重要修改。從毛澤東的幾個電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作出這樣修正有兩個好處：一是「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二是便於「看出敵人弱點」。這兩點，正是戰爭指導者在戰爭初期必須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則。根據毛澤東確定的「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方針，華中野戰軍、山東野戰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分別在蘇中戰場、淮北戰場和豫皖蘇、魯西南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其中較著名的戰役有：華中野戰軍遂行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一個半月中殲滅國民黨軍六個旅；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定陶戰役，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編師及另兩個整編師各一部。隨著內線作戰的不斷取得勝利，毛澤東一再推遲原定的外線出擊的時間，要求南線各軍在內線更多地殲滅敵人，為爾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在北線，毛澤東擬定的半年內外奪取「三路四城」的作戰計劃，經過一段曲折的實踐過程後，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為了報復山西閻錫山部對太嶽解放區的進攻，並為此後迎擊傅作義部可能向綏東地區的進攻，晉綏軍區並指揮晉察冀軍區一部分部隊，已在同蒲路北段發起晉北戰役，連克崞縣、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隨後，根據毛澤東擬定的「三路四城」計劃，晉察冀軍區主力自平漢路西調，會同晉綏軍區部隊準備奪取大同。

　　毛澤東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策，但對這樣一座經過日軍長期設防的工業城市能否攻克仍抱著審慎的態度。當得知晉察冀軍區部隊遲遲未能攻克大同外圍的應縣後，他立刻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和副政委劉瀾濤，詢問他們：「應縣久攻未下，你們對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結果將如何？此種可能性應當估計到。」⑿

　　為了答覆毛澤東的詢問，大同前線在第二天召開有各縱隊領導人參加的陽高會議進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會議的結論：「一致認為攻佔大同對今後各方執行任務均為有利。」「大同（敵）總兵力不強，但工事堅固是其特點，故須在技術上充分準備方可奏效。」「對大同擬強攻及坑道進行，我們與晉綏已有一些準備，並繼續加強中。」這樣，首先奪取大同的決心就確定了下來。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戰正式發起，但部隊傷亡很大，進展緩慢，到九月四日才肅清城周各據點和城關。從九月三日起，傅作義部以主力東犯集寧，增援大同。攻城指揮部調轉主力還擊傅部，又因各種原因，不但未能達到殲敵目的，而且集寧失守，大同亦難再攻。攻城部隊只能在九月十六日從大同撤圍，轉入休整。

　　大同、集甯之戰，是北線人民解放軍的「初戰」。此戰先後殲敵八千多人，並使部隊經受了鍛煉，但沒有能實現預定的奪取大同的目標，對以後晉察冀戰場的形勢發展影響很大。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這個戰役的失利原因作過這樣的評述：「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發起大同戰役，有考慮不當之處。因為大同敵人的兵力雖不雄厚，而城防設施是頗為堅固的。當時我軍既沒有重武器配備，又缺乏攻堅戰經驗，哪裡有把握攻下大同？在當時裝備很差的條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後打強的。」⒀

　　大同撤圍後，解放軍控制的華北重鎮張家口已處於國民黨軍隊從集甯和北平兩面夾擊的不利態勢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根據實際情況，先後兩次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對張家口只作「掩護戰鬥，不作堅守」，而以軍區主力集中于張家口、南口之間尋殲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敵的建議。毛澤東總結了大同失利的教訓，在十八日複電批准聶、蕭的建議，並指出：「此種殲敵計劃是在保衛察哈爾之口號下進行動員，但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每次殲敵一個團二個團，並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幾個團鉗制諸路之敵，集中十個至十五個團即有可能殲敵一個旅（兩個團）。」⒁這樣，毛澤東就已在實際上改變了「四路三城」的計劃，而採取內線作戰的方針了。

　　人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常常需要有一個過程。南北兩線初期作戰的實踐，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新經驗，使他對指導作戰的認識有了發展和變化，主要是：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條件下，人民解放軍只有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實行內線作戰，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縮小雙方力量對比的差距，才能最終改變戰略上敵攻我防、敵主動、我被動的不利態勢。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內戰爆發後的最初的四個月。它在解放戰爭歷史上處於極為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在全面內戰開始時所作「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這種預測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用什麼方法去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戰爭的發展過程和結局會是什麼樣子？這一連串問題，經過頭四個月戰爭實踐的反復探索，已經從事實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個月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三十二個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裝備的部隊，連同被殲滅的非正規軍，總數達三十萬人。其中，起義、被俘的和斃傷的約各占一半。四個月中，人民解放軍損失兵員十二萬人，其中負傷的占九萬多人。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是解放軍的二點四倍。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大多轉為人民解放軍戰士，成了人民解放軍兵員的重要來源之一；人民解放軍方面雖也有被俘的，但為數甚少，僅占兵員損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國民黨軍隊沒有也不敢將他們補入部隊。二是解放軍損失的兵員中，約百分之八十屬負傷，負傷人員中又有大約百分之八十治癒後仍然回到部隊，而國民黨軍方面很少有傷癒歸隊的。所以，雙方頭四個月實際損失兵員數的對比，遠遠不是三十萬對十二萬。

　　在四個月戰爭中，國民黨軍佔領了解放區縣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張家口、菏澤、淮陰、安東（今丹東）這些當時解放區的中心城市。解放軍方面只收復或攻佔了四十八座縣城，得失相較，解放軍丟失了一百零五座縣級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個月戰爭，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圖過大之間的矛盾。蔣介石共有正規軍八十六個整編師（包括未經整編的軍）、二百四十八個旅，戰爭第一個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動用了六十八個師、一百九十三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二十六個師七十二個旅。到戰爭第四個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蔣介石動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個師二百零九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四十三個師一百一十七個旅。這就是說：一，蔣介石作為戰略預備隊而留置在後方的兵力，已由戰爭初的五十五個旅減少為三十九個旅。二，在投入內戰前線的二百零九個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個旅，用於「清剿」他們日益擴大的佔領區，相應地減弱了用於第一線進攻的機動兵力。

　　這就是經過四個月戰爭後軍事形勢的基本狀況。

　　⑩ 中央軍委致劉鄧，陳，華中局電，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軍委致陳張黎，劉鄧薄，張鄧粟譚電，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軍委致聶劉，並告賀李電，1946年8月1日。
　　⒀《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頁。
　　⒁中央軍委致聶蕭劉羅電，1946年9月18日。
　　⒂《蔣總統集》，臺灣「國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