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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政府的主張(5)


  十二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複電在重慶的王若飛:「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並要王若飛將這些意思轉包瑞德或戴維斯。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一時已無法再同國民黨討論如何建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澤東覆信赫爾利,對他七日來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開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的提議,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項會議得不到何種結果」。請他向國民黨政府轉達中共下述提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這種預備會議應該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並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並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以再到重慶磋商。

  顯然,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

  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複赫爾利二十日來電(來電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作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告訴他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二十四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行前,毛澤東叮囑他繼續談判的方針是:一、爭取建立聯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三方面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等。

  在重慶的談判中,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在政務委員會以外的兩個補充辦法:(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軍派一名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共產黨派一人為副總司令。周恩來立即加以拒絕。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複電周恩來:「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因為蔣介石在元旦廣播中宣稱一旦軍事形勢穩定、最後勝利更有把握時,就要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贊成在國土未完全恢復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並望以此征小黨派同意,共同抵制蔣的國大把戲。」(42)在二月五日的電報中,毛澤東又再次強調:「如無真民主,我們是萬難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根本拒絕接受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44)這時,正站在蔣介石身邊的赫爾利是怎麼想的呢?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地位的原則和方法。」(45)

  這樣,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最後一次談判,自然只能不歡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赫爾利的扶蔣反共政策,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他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三月一日在重慶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公然宣稱:不能結束黨治,也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他宣佈將在十一月十二日單方面召集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澤東迅即作了嚴厲的抨擊。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兩次會見謝偉思,尖銳地指出:蔣介石現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導向內戰和國民黨終將自殺的道路。他請謝偉思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採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完全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而且不肯回頭。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佈美國不同中共合作,攻擊中共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聲稱美國的軍事援助只能給國民黨政府。

  美國政府奉行的錯誤政策帶來了什麼後果呢?正如毛澤東所評論的:「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聯合政府」的主張一經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誰也無法把它重新抹掉。越來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政府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光明的前途。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已處在同國民黨對等的地位,並且被人們看作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後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後,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日後國民黨政府失敗的重要種子。

  (41)毛澤東、周恩來致王若飛的電報,1944年12月12日。
  (42)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5年1月28日。
  (43)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5年2月5日。
  (44)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5年2月18日。
  (45)赫爾利致國務卿的報告,1945年2月18日,《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46)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頁。
  (4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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