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聯合政府的主張(2)

聯合政府的主張(2)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⑧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⑨

　　毛澤東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去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黨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于樹立榜樣，總結經驗。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瞭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⑩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瞭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參觀團除五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十二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⑿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六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⒀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瞭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瞭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佔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⒃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觀察組組長戴維·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回避責駡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麼就正是毛澤東。」⒄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從九月起，國共談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制、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徵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

　　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複。」隨即又在周恩來八月十八日起草的複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註：「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覆張、王時提出。」⒆四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⒇

　　⑧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頁。
　　⑩ 伊·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頁。
　　⑾毛澤東在《中情通報》上加寫的三段批語，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報》，1944年8月15日。
　　⒀毛澤東致林伯渠、董必武的電報，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頁。
　　⒃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頁。
　　⒄D·包瑞德：《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頁。
　　⒅毛澤東在董必武向周恩來請示報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來致林伯渠、王若飛的電報，194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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