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整風運動(11)

整風運動(11)

　　毛澤東這些意見得到政治局會議的贊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和中央黨校作學習和時局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經政治局通過的這些意見。他在四月十二日的報告中說：

　　「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對全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當年參加會議的鄧力群回憶：「一批人解脫了，許多人心服了，大家心裡的石頭都落了地。」(33)

　　在這個時期中，重慶《新華日報》全文發表了郭沫若的史學論文《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總結了明朝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從勝利走向失敗的歷史教訓。毛澤東非常讚賞這篇文章，認為它的內容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意義。他指示《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並把它當作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談到：「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還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35)。

　　在全黨團結、統一的氣氛下，中共中央認為起草歷史決議問題的時機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黨的七大的問題。會議決定組織幾個準備報告的委員會：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幾天後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時負責召集；軍事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會議還決定，七大召開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開始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七大的準備問題。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從五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本來只準備開兩個月，由於時局的發展變化，會議延長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結束，斷斷續續開了十一個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他指出全會的任務是：一、準備七大；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指出：這兩個時期我們的方針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關於發展自己，事實說明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關於團結友軍，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鬥爭。在反磨擦中，我們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鬥爭歸於緩和，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鬥爭目標上去。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並佔領一批小城市，在獲得美國配合時，準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在全會期間，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由七中全會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並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各報告負責人和四個報告（政治報告除外）準備委員會名單。

　　起草「歷史決議」是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後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又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題目也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後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他前後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後來曾特別講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36)

　　(33)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3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頁。
　　(35)《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頁。
　　(36)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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