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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風運動(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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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許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出一個新的天地。會後,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後抗日根據地,在鬥爭實踐中創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能湧現出這樣一大批優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藝界的進步,毛澤東十分高興。對八路軍一二〇師政治部戰鬥劇社演出的反映敵後鬥爭生活的一組短劇《晉察冀的鄉村》等,和丁玲、歐陽山寫的介紹陝甘寧邊區合作社工作中模範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會裡》兩文,毛澤東都專門寫信給予肯定和鼓勵。他在看了平劇《逼上梁山》的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和齊燕銘。信中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也很關注中央研究院反對王實味的鬥爭。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後,他在《解放日報》和《矢與的》牆報上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對他不滿的現象提出批評。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使用了誇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還說藝術家的任務是「揭露一切肮髒和黑暗」。當時,「《矢與的》牆報本來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門口的一間大平房裡,外單位有不少人跑來看。後來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看的人更多,像趕廟會一樣。」(37)毛澤東到中央研究院去看過牆報,認為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38)。他說:「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39) 隨後,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多次大會,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開始時,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但在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以後更把他說成「託派」,成為敵我矛盾,還牽連到別人,定為「反黨五人集團」。這樣,對王實味的鬥爭出現嚴重的偏差,並且對不久後開始的審幹運動和搶救運動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在關押期間,用「逼供信」的辦法繼續審訊。以後,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錯誤結論。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中央機關撤離,在從延安轉移到山西興縣時,經康生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批准,王實味被錯誤地處決。這是一起冤案。以後,毛澤東曾多次對王實味的被處決提出了批評。(40) 儘管普遍整風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但總的說來,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黨內思想面貌發生很大變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講到:「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幹部(老幹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一。」(41) 為了把整風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總學委,以毛澤東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此後,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從延安推向各地,在全黨範圍內陸續普遍開展起來。 在全黨普遍的整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在給聶榮臻的電報中強調指出:「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而「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我說這點,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高級幹部的學習領導,克服在他們中存在著的三風不正的殘餘。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緊高級組的學習,著重閱讀與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將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級幹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增為四十八人)編成九個小組,由中央同志直接領導,聯繫本部門的工作,學習和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編在第一組。毛澤東還提出:「要從討論那些細小微末的具體問題,轉入到集中火力檢討黨內存在著的根本思想傾向,主要是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問題。」(43)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各地也先後召開高級幹部座談會,聯繫本地區的實際進行學習和檢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用兩天時間,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對邊區黨清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幹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在閉幕會上,毛澤東總結道:「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幹會才把歷史搞清楚。」(44) (36)《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頁。 (37)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頁。 (38)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上的發言記錄,1942年10月19日。 (39)毛澤東在延安各部門負責人和作家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42年3月31日。 (40)中組部有關部門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2年6月13日。 (42)毛澤東致聶榮臻的電報,1942年7月4日。 (43)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2年8月3日。 (44)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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