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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前後(6)


  經過這場鬥爭,蔣介石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但不得不宣稱:「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64)毛澤東評論蔣介石的這個講話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65)它實際上標誌著蔣介石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擊退了。這以後,國共關係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三月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這次鬥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我黨在這次反共高潮開始時採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電報),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後轉入猛烈的反攻(兩個十二條,拒絕出席參政會和全國的抗議運動),也為全國人民所贊助。我們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於打退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為了總結打退這次鬥爭的豐富經驗,以便更深刻地瞭解中國的實際國情,更自覺地在中國的複雜環境中進行有效的鬥爭,五月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這份黨內指示,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是《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他寫道:

  「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計為馬日事變,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計為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但是客觀事實卻證明了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這些同志的錯誤,在於忘記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這些事實,也在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證明了。極端地複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於事變後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因為如果不經過反復多次的經驗,中間派對於我黨為什麼必須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鬥爭,為什麼只能以鬥爭求團結,放棄鬥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就不能瞭解。」「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

  「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著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於破裂了。」(67)

  這一次反共高潮,從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何應欽、白崇禧的「皓電」為開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和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達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蔣介石的反共演說和參政會的反共決議則是它的退兵時的一戰。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後歷時五個月。這次浪潮的規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傷痕要深得多,中間險情迭起,並且面對著許多難以預測的未知數。內戰代替抗戰,似已接近成為事實。處理稍有不當,就會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後果。能不能駕馭如此複雜的局勢,能不能靈活而果斷地處理一個又一個異常棘手的難題,能不能爭取到廣大中間勢力的理解和同情,這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來說,對毛澤東來說,都是極其嚴峻的考驗。

  這半年,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非常緊張的一段時間。他思考問題很細,很具體,處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緊。他所起草的關於這個問題文電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發出兩三件。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就發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文電最多的一天。

  毛澤東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中制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歷史經驗,是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正如胡喬木所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鬥爭,對後來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68)

  (64)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大會第六次會議上的演講,1941年3月6日。
  (65)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3月12日。
  (6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頁。
  (6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頁。
  (68)胡喬木談話記錄,1990年9月6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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