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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前後(8)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於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會合後,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後從頭幹起。(53)三十一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國內和平基本實現後,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開党的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這是一次人數眾多、代表性廣泛、意義重大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並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毛澤東在政治報告和結論中,著重論述了三個問題。

  首先,他從分析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關係的變化狀況出發,由此確定黨的任務和方針。他說:「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他敏銳地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他又冷靜地估計到:國內矛盾雖已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適當地調整,這就是還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針的由來。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這些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在結論中,他批評了那種由於片面地或表面地看問題而形成的否認國民黨已開始轉變的「左」傾觀點,指出這種觀點看不見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務,不敢前進一步。

  其次,他提出並闡明目前階段的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的任務。他說:和平已實現,但並不鞏固,也不等於抗戰已經實現。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抗戰,必須具備一個必要的條件,即爭取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才能實現抗戰。他批評那種認為「強調民主是錯誤,僅僅應該強調抗戰」的看法,指出:「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須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包括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

  再次,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怎樣通過它的政黨實現政治領導呢?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揮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係;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最後,他號召全黨不斷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盡速造就德才兼備幹部,增強黨內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党的全國代表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和中共中央接著召開的白區代表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53)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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