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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2)


  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儘管如此,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判得很不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臨時中央在給中央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批評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沒有能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⑾

  贛南會議前,蘇區中央局曾致電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於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來,經過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將原來規定的「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毛澤東是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進道路,顯然將十分艱難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分別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六百一十人。會議開幕那天上午,舉行了閱兵典禮。下午,項英致開幕詞。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

  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報告回顧並總結了中央蘇區過去的工作,認為:中央蘇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的所在地,它的鞏固與發展,在全國蘇維埃運動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蘇區,建立了強有力的工農紅軍,他們依靠蘇區廣大群眾的力量,連續擊破了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圍剿」,戰勝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開闢了紅軍戰爭史上的新紀元。在中央蘇區,已經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說到中央蘇區存在著錯誤和缺點,有待糾正。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有利於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在這種新形勢下,必須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必須鞏固和擴大紅軍,必須使蘇維埃政權真正變成工農群眾的政權,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加強反帝運動及職工運動的工作,必須糾正過去肅反工作中的錯誤,等等。

  大會主席團於十一日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依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並經大會通過。會上還通過了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六十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二十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

  這次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權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⒀這些規定,雖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籠統地把一切剝削者都排除在政權之外,但這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工農大眾當家做主的中央政府,並具體地規定了勞動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和《經濟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實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來,並規定工農大眾享有的勞動和取得物質待遇等種種權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規定。如《土地法》中宣佈「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還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影響了土地革命的健康發展。

  根據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處理日常政務,並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代表大會閉幕後,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十五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二十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但張國燾一直沒有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職。會議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當時,各個革命根據地仍處在被分割的狀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和各路紅軍的統一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代表大會通過的一系列法規和決議案,在初步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為臨時中央政府和各根據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針確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然而,臨時中央的主要著眼點卻在於過分誇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片面強調蘇維埃同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急於取得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由他們起草而經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過「左」的政策,對根據地的發展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不到一個月,發生了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嶽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發動的寧都起義。像這樣一支有著很強戰鬥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過去還不曾有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劉伯堅、鄧希賢(小平)等一批共產黨員曾在西北軍工作過,黨的主張在這支部隊裡有一定影響。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敗,西北軍的主力之一孫連仲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在第二次「圍剿」時被調到江西參加對紅軍的進攻。在作戰過程中,許多官兵受到紅軍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我國東北,又引起他們強烈的民族義憤;蔣介石對第二十六路軍的處處歧視和壓制,更激起他們的憤慨。甯都起義後不久,季振同曾對蕭勁光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⒁

  ⑿中共蘇區中央局1931年10月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
  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頁。
  ⒁蕭勁光:《紅五軍團的初創時期》;《中共黨史資料》第17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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