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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農民運動(5)


  正是這一天,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結束了。

  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革命面臨重大轉折的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佈三月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的一切決議為非法。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號通緝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軍隊進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漢方面中央委員聯名發表討蔣聲明,號召人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党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寧漢分庭抗禮,再加上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政府,中國一時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逆轉。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既要對付東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又要繼續北上討伐舊軍閥張作霖,處境艱難,內部情況又很複雜。怎樣在這種極端危急的狀況下拯救革命,怎樣對付武漢政權以外的敵人,怎樣看待這個政權內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樣把革命深入下去實行土地革命,……許多尖銳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成為黨的五大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開幕。會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等項決議。這些決議強調要爭取領導權,但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會議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中國革命到了「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制的階段」。這只是在突變的形勢面前的脫離實際的空談。一回到現實,仍然把希望寄託在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身上,認為這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等採取一味遷就的政策。會議期間,汪精衛還到會講了話。大會選出三十一名中央執行委員和十四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仍當選總書記。

  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上,他是個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一如既往,他當時最關注的是農民問題。會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澤東把這個方案提交大會,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大會雖在原則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但仍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內容也限定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所議決的範圍內,同時還強調必須先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同意,實際上是要先取得汪精衛的同意。

  汪精衛能同意嗎?當然不能。於是,前面所說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話。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是對武漢政府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連土地委員會花了那麼大力氣制訂出來、上報「敬候」「核奪」的那一個並不徹底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在中共五大結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委員會否決了。譚延闓在討論時說:「現在不能講分配,要講分配,必惹起極大的糾紛。」

  毛澤東預感到風雲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而黨的五大卻不能改弦易轍,自己的主張又不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獨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奔湧的長江水流,或許詩句更能表達出他內心的憂慮: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後來,毛澤東曾解釋過他當時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中說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果然急轉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駐宜昌的夏鬥寅率所部獨立十四師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毛澤東組織中央農講所的四百餘人槍編入葉挺部隊,配合討伐叛亂。

  五月二十一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軍獨立三十三團發動叛亂,湖南的工農運動頃刻間浸入血泊之中,史稱「馬日事變」。六月三日,毛澤東任常委的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他還和蔡和森在武漢租界的一家旅社裡接待逃亡出來的湖南工農幹部,詳細瞭解情況。並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議時,又以大量事實說明馬日事變的真相是許克祥部隊向湖南省農協進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禮送出境」的名義逐走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衛赴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會議。九天后,馮玉祥又赴徐州同蔣介石會談。幕後的交易表明: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已是勢所必然。

  在這期間,毛澤東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以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委的名義,連續發表四個《訓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驅逐共產黨及工農領袖之行動,嚴懲屠殺民眾的反動派,揭露蔣馮的徐州會談是「謀反前敵武裝同志及國民政府」。要求國民政府保護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號召各級農協嚴密組織,武裝自衛。

  國共兩黨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攤牌的最後時刻。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尋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根據湖南情況,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被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拒絕了,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氣得和他大鬧一場。

  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這個意見在會上沒有討論,還引來一些非議。因為馬日事變後,毛澤東、蔡和森都先後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說他們要在黨內組織「左派」。三個月後,蔡和森解釋說:「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什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26)

  這時的湖南省委,由於遭受馬日事變的嚴重打擊,已接近癱瘓。從眼前的緊迫形勢來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須儘快恢復強有力的黨的工作。這樣,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澤東立刻趕赴長沙開展工作,決定打通長沙附近各縣及衡陽、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聯繫。隨後又到衡陽召集會議,再三強調:馬日事變是上海事件的繼續,隨著而來的將有無數個馬日事變在全國發生。因此,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這時,唐生智也回到長沙,明令取消工農團體,公開打出反對共產黨的旗幟。

  毛澤東針鋒相對,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劃》,明確提出「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一切口號的鼓動,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統治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統治」最終靠什麼呢?這個計劃把「武裝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認為保存工農武裝有三種辦法:「編成合法的挨戶團,次之則上山,再次之則將槍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澤東到湖南剛十天就被召回武漢。七月四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

  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保存農民武裝的兩種策略:「1.2.此外尚有兩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上山」,作為一條出路,被毛澤東突出地提了出來。

  (24)毛澤東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的批註。
  (25)袁任遠:《石門南鄉的起義》,《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頁。
  (26)蔡和森:《党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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