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毛澤東傳 | 上頁 下頁 |
一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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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帥們進行了艱難抗爭卻靠邊站了,毛澤東對此感到惱火。他生氣地斥責王力:「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余秋裡、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進入1968年後,毛澤東的激憤有增無已,且愈加嚴厲。一個夏日的晚上的後半夜,兩個組織、兩代人、「文化大革命」領導班子中的兩個派別出現在中南海毛澤東的家中。 那些被毛澤東挽留的幾個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澤東的周圍。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謝富治(公安部長,毛派到武漢的兩名特使之一),還有「左」派理論家陳伯達。 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也在座。其中有聶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學一位哲學教師,現在領導一個很大的紅衛兵陣營。還有蒯大富,他本是一個帶深度近視鏡的熱情洋溢的理科學生,現已成為清華大學的弄權者。 毛澤東批評了紅衛兵領袖大搞武鬥的做法。同時,毛澤東又嘲諷他們沒有實力,「給聶元梓充當炮灰的人數有限,蒯大富也一樣,」毛澤東解釋道,「多時有三百,少時不過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軍相比嗎?……」 他努力將「文化大革命」扭回到開始時的學術爭鳴範圍內:「要文鬥,不要武鬥。」 毛澤東處置紅衛兵提出的問題,猶如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對新手訓話。「我是壓制紅衛兵的黑手。」他對這幾位期待通過「奪權」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輕人說。 他用權威的口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佈:「我以前講話從不錄音,今天我錄了,不然的話,你們回去後就會按照自己的意願篡改我的講話。」 這些話中大有氣憤味道。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武鬥階段時說:「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當時點過頭。」謝富治插話說,他作為公安部長對此負有責任。 毛澤東有些傷感地說:「不必為我文過飾非。」 陳伯達這時插話並告誡紅衛兵說:「要緊跟毛主席的教導。」 毛澤東打斷道:「不要再提教導了。」 毛澤東(還有坐在他身邊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認識到:紅衛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奪權之路已走入邊緣。 毛澤東竟來了一兩句辛辣的幽默:「小孩們撿大字報當廢紙賣,多少錢一斤?」 公安部長回答道:「七分,孩子們可發財了。」 毛澤東沒有給「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無序這一根本問題找到解決的辦法。他無法把這兩個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即他深信鬥爭能陶冶人的品格(個體改造問題),同時又意識到千百萬人相互間鬥來鬥去只會一片混亂(政治秩序問題)。 他以國家領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確的指示:「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實行殲滅。」 然而,他並沒有放棄無政府主義的主張。他脫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天也不會塌下來。」 談話內容由政治轉到了如何打發從淩晨到天明這一段剩下的時光。毛澤東以一個關懷備至的師長的口吻說:「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沒地方住,可以到韓愛晶那裡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聶元梓及其他許多紅衛兵領導人,就要到邊遠地區的農舍中度過寒夜,用養豬代替對革命的追求。 「什麼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在1968年10月問道,「我估計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個可能的結論是,毛澤東對結束「文化大革命」沒有確定的時間,是隨便選了個日子。 毛澤東想要建立一個新社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驅動力與其說是對未來的設想,不如說是對他所厭惡的過去的逃避。他追求一個純潔的黨,但紅衛兵認為他要用別的什麼東西取代它。 毛澤東是帶著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缺點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稱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應該在思想領域展開一場鬥爭,所以需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否則經濟將會蛻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這一分析很可能是錯誤的。 多數被打倒的東西又恢復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又捲土重來。毛澤東只是摧毀了表面上的敵人,而不能摧毀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長期以來確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更加堅實。這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勝於物質生產。 鬥爭所起的醫治社會弊病作用會超出鬥爭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個勝無恒勝、高下易位的永恆戰場。 毛澤東提醒了中國忠於毛澤東主義的信仰,儘管他沒能按自己的意願改造中國。同時,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軌,多數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被拋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並未產生一個新的統治格局,只是給統治者新添了幾位助手,並一度產生了新的社會氣候。然而,它確實給毛澤東蒼老的手中增添了無限的權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們兩個都七十多歲了,」他在「文化大革命」關鍵期間對胡志明說,「馬克思在召喚我們了。我們的接班人是誰,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曉得。不過還有時間準備。」但毛澤東的準備是對實現他設定的目標的影響不斷地減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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