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02)_特裡爾

一〇二

　　1964年秋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爆發出兩件新聞。第一件是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被推翻，第二件是中國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這兩者對毛澤東來說都是勝利——並且為他的所思所慮聯繫在一起，因為這增強了中國的自豪和獨立。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下臺所作的反應，顯露出他中國帝王思想方式的痕跡。埃德加·斯諾在此後不久曾問毛澤東，如果蘇聯人的看法是正確的話，中國的個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現。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毛澤東說，讓中國人從幾千年來對帝王的祟拜中擺脫出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確實如此，即使一位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可能也不會擺脫這種影響。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後繼者採取一種開放的心態，這也是一種傳統的做法。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如果說赫魯曉夫是一位「法西斯主義者」的話，就沒有多少理由說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會主義者」，難道蘇聯的社會制度不是復辟到了不能挽救的境地了嗎？

　　然而，毛澤東更多地從個人角度看待新的領導者。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他會見了柯西金——克里姆林宮的第二號人物——並舉行了會談。

　　在原子彈試驗的當天晚上，人民解放軍的卡車在北京四處散發《人民日報》的號外。號外用3英寸大的紅色字體印刷的標題宜布了這一消息。第二天，每家商店都在櫥窗掛上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

　　早些時候的一幅照片吸引了見到過它的一些美國人：毛澤東與錢學森一起坐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一張木桌旁。錢學森是加州工學院的一位科學家，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他衝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955年回到中國。

　　毛澤東對中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欣喜不已。他親自鼓勵錢學森等科學家。他以少有的熱情和激動告訴外國來訪者，中國不得不研製原子彈，即使生活水平問題使他們身負重擔。

　　毛澤東所知道並相信的是人民戰爭，這種戰爭是社會主義政治的延伸。出於同樣奇怪的原因，毛澤東對發展核武器持不同態度。他希望原子彈用於政治目的甚於軍事目的。與戴高樂一樣，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國家行動自由的保證。

　　【1956年2月，毛澤東和物理學家錢學森在賓會上。錢學森當時已被奮認為世界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學者之一。他放棄美國的優越條件，懷著參加祖國建設事業的熱烈願望，克服重重阻撓，於1955年10月回到祖國。】

　　毛澤東認為原子彈有幾枚就足夠了。1965年他對安德烈·馬爾羅說，6枚就足夠了。他的目標在於「打破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他不承認使用核武器有任何價值的威懾力，認為它只能嚇唬那些害怕它的人。

　　不過他說這並不包括他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殺死，即使佔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

　　所以，毛澤東對國防的展望是很清醒的。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穎氫彈爆炸成功。

　　是什麼國家超過他們。

　　不管他們有什麼彈，——拖拉機加原子彈——當他視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時，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也是他一貫的原則。如果有人侵犯中國，他還會誘敵深人，把他們包圍起來，用對待日本的辦法對待他們。

　　原子彈還有另一方面的作用。當兩位高級經濟官員談到核武器問題時，毛澤東說：「是的，我們需要它們。不管原子彈還是氫彈，我們都必須有。」

　　1964年的核試驗鼓舞了毛澤東。他保證使中國的科學家能有使核計劃迅速發展的各種設備。正好在32個月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氫彈。這種速度的確很快。同樣的事，美國花了7年零4個月，蘇聯花了4年的時間，英國則花了4年零7個月。

　　60年代上期，毛澤東對美國的政策作過很多的批評。他譴責美國對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馬運河，譴責華盛頓在全世界建立軍事基地。「就像一頭牛把尾巴拴在樁上，這還有好日子過嗎？」

　　但是與40年代後期相比，毛澤東對美國的抨擊減弱了，這不只是因為10餘年來中國不那麼容易受到攻擊。他的抨擊常常帶著嘲笑，是有離奇區別的。在感情上也與對蘇聯的抨擊不可比，同蘇聯人的爭論後來發展到面對面。

　　尾巴拴在樁上的公牛是很危險的，但總歸還不能與到處遊蕩的北極熊相比。然而，這種潛在的威脅還沒有被認識到。

　　毛澤東現在還不希望從美國得到什麼好處，他倒是在考慮美國想從中國得到什麼。雖然他對美國的生活還不瞭解，但他敏銳地察覺出美國像英國和法國一樣扮演帝國主義角色是適宜的。

　　1956年，他在一次知識分子的大會上說：「美國人只知道賺錢，如果沒有人給他抬轎子，它就得考慮走路了。」

　　「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聯手，」在1964年春節的一次談話中他說：「要打到我們中國來。這是一個驚人的啟示性聲明。」

　　蘇聯和美國這兩頂主義帽子被他給戴上了，他感到這兩個超級大國很相似。革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兩者都不是，他們只是敲中國大門的強盜。

　　總之，毛澤東毫不在乎的聲明衝擊著我們。讓他們來，「我們頂多退到延安，」他說。同時向兩個超級大國挑戰，而不是採取利用一個反對另一個的政策，這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這正是毛澤東在60年代後半期準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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