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78)_特裡爾

七八

　　「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毛澤東高聲說，「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毛澤東在說到這兩種殺人手段時拖長了語調，仿佛是自己35年來兩種性質鬥爭的重演。他在談到「用筆桿子殺人」時轉而譏刺梁漱溟說：「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權力的威嚴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批評就等於殺人。

　　毛澤東的干涉使會場的矛頭轉而指責梁漱溟，坐席上響起一陣陣的喊聲。梁漱溟受到眾多人的潔難，不得不走下講臺。

　　另一位非共產黨人士站起來勸阻大家安靜：「我們今天不該這麼激動。」

　　然而毛澤東卻激動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靜的前國民黨老人作自我批評。

　　毛澤東仍讓梁漱溟保留原來的職位。他要梁漱溟反省（儘管它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稅收或產品），他需要這個封建主義遺老充當「活教材」。這種以教代罰的方式（或以罰當教）在毛澤東以前的共運史上還沒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國政協委員會，毛澤東令人驚訝地宣稱，「除非他自己不願意借政協的講壇散佈他的反動思想了」。毛澤東的這一聲明讓人震驚。毛澤東之所以要與梁漱溟針鋒相對是因為他欲以戰勝梁漱溟的思想作為毛澤東主義控制中國思想界的見證。

　　毛澤東25年來的鬥爭，就是要把粗糙的現實變成太平的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比周圍亂紛紛的現實世界更真實。

　　「我們會再次篤信宗教，」一個世紀以前，費爾巴哈就指出：「政治應當成為我們的宗教。」這位《基督教的本質》的作者早就預見到了這種世俗思想時代的到來，毛澤東則以中國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澤東以前的聖人早已開始尋求這種大同社會，毛澤東則採取了新的步驟：他把真理和權力融於一體。

　　20多年來，成立一個武裝政黨的全部主旨就是在於把這一自古以來的夢想變成現實。當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識分子成了主要的犧牲者。

　　半知識分子的毛澤東始終對高居於象牙之塔的人懷有不滿。

　　他討厭他們的患得患失，他們的不偏不倚，他們的缺乏熱情，他們懷疑的目光，以及他們勝過自己的滿腹經綸。

　　毛澤東融政教於一體，並不僅僅是出於權宜之計，而是因為他深深地感到這兩者應該融合在一起。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人們憂心忡忡，暗中算計帶來的精神折磨成了殘酷的現實。一位新聞工作者幾進幾出監獄，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後來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監獄的院子裡自言自語：「或許待在這裡更好些，在外面，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獄中，至少沒有這種擔心。」

　　毛澤東時而像彌爾頓——「我不贊煩修道院裡的美德」，時而又像穆勒——「做別人討厭的蘇格拉底，也比做受寵的豬強得多，然而毛澤東又不像穆勒，認為真理是一個五光十色的東西。他相信辯論不在於發現真理，而在於在每個人的心中建立一個先驗的真理。

　　毛澤東與彌爾頓一樣——不同於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認為真理不是過程的最終產物，而是從一個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東西。在這方面，中年時期的毛澤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50年代時，他相信社會思想是一門科學。毛澤東像穿著長袍的牧師一樣成了一位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審視著試管中知識分子的變化。他確定自己的算式，不時向試管中添加「正確的思想」晶體，從容不迫地等待著所預計的合成物出現。

　　在這種背景之下，毛澤東的諄諄告誡「鬥私」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毛澤東並不僅僅讓人們像《聖經》要求的那樣「不要有私心」。「私」這個詞意味著「隱私」和「自我」。毛澤東教導人們要與別人一致，不要獨出心裁。在新中國，沒有任何自然空間或心理空間留給個人，以讓個人去思考真理。

　　毛澤東是一位中國式的整體主義者，他曾聲明有一個上帝——即群眾。如果群眾是一個集合體，是純一的統一體，可行的道路只有一個而不是多個：人們不可自行其是。

　　人們甚至只能說「它」——毛澤東的群眾，而不是「他們」——中國人民（這使人聯想起戴高樂的奇怪行為，他愛法國而不愛法國人）。對毛澤東來說，接受多元論就是接受6萬萬私利者。「鬥私」不意味著就是「利他」，而是意味著「和群體打成一片」，這一度成為道德的規範和社會的準則。

　　「鬥私」，包括「鬥家長制」，因為家庭很可能成為私利觀念的溫床，它與毛澤東力圖把一切自我價值觀念納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很多人由於不得不檢舉自己的父親而導致精神全面崩潰。毛澤東對這種現象並不同情，他把孝道視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糟粕。在毛澤東看來，他自己的父親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徵，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狹窄的父輩。

　　這樣，毛澤東以西方人的敏銳目光看到了一隻馴服的羊與不離開羊群的羊之間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間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說話，自主獨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溫順馴服。但是，脫離群體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需要的是一個羊群。

　　毛澤東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政府官員成了運動的目標。他們中間有些人開始認為，這種新體制已到此為止。但毛澤東不這樣想。

　　與此同時，為了清除經濟生活中的不良現象，開展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受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毛澤東認為人們各個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稱這種做法為「山頭」。晚年，在回憶過去時，他傷心地看到，這種各行其是的不團結就像一條黑線貫穿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之中——

　　在延安黨校，太陽落山後散步時就分成了「山頭」。甚至到食堂吃飯時也分成「山頭」。在自己的「山頭」內，無話不談，但要與其他「山頭」的人交流思想則很難。當我們面臨敵機轟炸時，外地來的幹部和當地幹部也分成不同的轉移路線。

　　即使在我們生命危急的關頭，我們也不能很好地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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