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75)_特裡爾

七五

　　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輝煌的金殿。

　　在一次莊嚴的黨的會議上，毛澤東說：「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這句話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遠不是一個文雅的話題，差不多所有的共產黨員都不認為自己的黨會死亡。

　　毛澤東在談到他引進的階級制度時說：「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確實是這樣，但這些學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嗎？其中是否隱藏著毛澤東在長沙歲月時信奉的無政府主義的痕跡？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領導者來見毛澤東，毛澤東告訴他們：「要有較多的獨立性，」儘管他們周圍的人都持相反的觀點，「革命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毛澤東脫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於疲勞。」他要求他的來訪者保證「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

　　各種委員會是不是太多了？毛澤東繼續說：「積極分子開會太多，也應當減少。」

　　這些年輕的幹部給毛澤東看他們起草的團章草案，有一條是：「不要背後亂講。」毛澤東清楚地知道書面文件同實際行動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便說：「不准人家在背後罵一句話，事實上辦不到。」

　　毛澤東說：「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是在通過革命實踐過程對領導者有了瞭解之後。」那麼，現在革命鬥爭已經取得了勝利，年輕的幹部怎樣才能獲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變了毛澤東的政權的性質。矛盾在於隨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日益加強，毛澤東發現他對黨的控制越來越困難。與延安和內戰時期一樣，毛澤東還是實行個人領導制。他在幾年後的一次會上說：「我們一進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

　　不久，毛澤東就抱怨說：「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麼，以後還要出外走走。」治理一個近6億人口的國家，毛澤東需要一個複雜的中間機構與人民群眾保持聯繫。而這種機構的獨立形成使毛澤東萌生出一種對國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津津樂道中國人民將接管「中國的」所有權力，而所有權力已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東西，「人民」的範圍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澤東絕沒有預見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鮮戰爭的爆發。

　　1950年6月炎熱的一天，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說，中國人民要過「兩個關」。「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他說第二個關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談到士兵轉業復員的問題時再次提到這一點。就在那天之後，北朝鮮的軍隊進入南朝鮮。兩天以後，杜魯門發表聲明表示美國決心抗擊對南朝鮮的進攻，並派第七艦隊保護臺灣海峽。

　　臺灣和西藏是人民解放軍唯一還沒有進入的兩個地區，毛澤東希望人民解放軍繼續向這些地區挺進（海南島已于當年春天被解放軍用兩栖登陸的戰術佔領）。絕沒有整裝待發的人民解放軍駐在東北邊境與朝鮮接壤的地方。

　　再者，從1950年春季開始，毛澤東對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採取贊同態度。「我們將幫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對斯大林說。他準備冒險將中國軍隊投入朝鮮戰爭的風險，只是與莫斯科聯繫交涉需要時間和條件。自1948年以後，斯大林迫使毛澤東對美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鮮戰爭。「給朝鮮提供幫助，對於你（中國）是可能的。」當中國軍隊準備入朝時斯大林對周恩來說，「不過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毛澤東有很好的理由進入朝鮮，但他處於複雜的形勢下，在行動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撐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進攻南朝鮮，但非得毛澤東協助行動不可。毛澤東認為朝鮮這塊地方和中國一樣同受日本的蹂蹭。從1945年起，這一鏈條上又多了一層聯繫：杜魯門似乎想由此踏上進入中國的門階。

　　如果說，毛澤東還談不上對朝鮮民族特別尊重的話，他至少認為朝鮮是一塊和中國利益相關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說明了這一點，中朝兩國的邊境線沿鴨綠江和圖們江蜿蜒500英里。

　　隨著麥克阿瑟將軍戰爭意圖的進一步膨脹，毛澤東通過印度駐北京大使向美國政府轉達了他的立場。這種立場雖不帶有強烈的進攻性，但是非常明確：如果麥克阿瑟讓戰爭靠近或越過中國邊境的話，中國就要介入。

　　然而這是戰略上的。周恩來的警告通過印度而發出，其意圖是作為防禦中國將派人入朝。在美軍於仁川登陸扭轉戰局而使之不利於金日成之前，在美軍確定地要到達鴨綠江之前，毛澤東已深深捲入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謀略，認為中國軍隊入朝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1950年5月，毛澤東在北京秘密會見金日成。到8月，毛澤東通過電報問彭德懷是否已準備好12萬軍隊「靈活使用」，他對朝鮮戰局了然於胸。在仁川登陸前，毛澤東將他的25萬軍隊集結在鴨綠江。所有一切都有待於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澤東的軍隊入朝，蘇聯將提供武器裝備和輿論支持。美國軍隊於10月1日越過鴨綠江的一個主要後果是，金日成原先對中國軍隊介入遲疑不決，現在迫切需要。骰子擲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發文要我們行動，」毛澤東手裡舉著一份斯大林的電報在隨即召開的政治局高層會議上說。當毛澤東參與行動時，斯大林給予軍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隨著干涉的深入，毛澤東斷定對金日成革命武裝的支持維繫著他自身與斯大林的關係，並且思想觀念的信條是：中國革命的鞏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並不尋求同美國打仗，在參與金日成驅趕南朝鮮軍隊的時候，他假定華盛頓不會干涉。至少他告訴過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華盛頓在毛澤東準備解放臺灣時將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況是，毛澤東對朝鮮大規模的干涉沒有顧及北京下屬同事的諸多懷疑，並缺乏蘇聯的輿論支持。他之所以下決心部分是擔心朝鮮衝突會給中國本身帶來「反革命」的威脅。「如果我們不派軍隊，」他說，「當敵人的軍隊逼近鴨綠江時，國內外的反革命就會頭腦發熱。」他從蘇聯發給周恩來的電報有非常強烈的干涉意圖：「總之，我們將要並且必須參加這場戰爭，這樣做將會特別有好處，不這樣做會特別有害處。」在著手領導朝鮮諸戰役時，毛澤東一連五天中發出不下18次的電報以具體指導在前線的彭德懷。在朝鮮戰爭期間，毛澤東的煙灰缸不得不每兩小時清理一次。

　　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和他的繼母賀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時，毛澤東同江青剛剛開始新生活。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毛岸英都在讀書。他努力使自己適應蘇聯的生活，雖然他不是與蘇聯人而是與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路易吉？隆哥的兒子同住一室。與此同時，他的繼母在一家精神病院裡打發著時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則常與一位金髮的俄國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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