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46)_特裡爾

四六

　　第六章把握未來（1935—1938）

　　如果說未來趨向會有利於毛的話，那麼，在1934年末那些個晦暗的日子裡，只有獨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這一點。

　　實際上，毛在黨內的對手們在遠航的一開始就風向不利（儘管博古和奧托·布勞恩在長征開始時仍處在重要的領導地位）。但是，相對於整個中國來說，共產黨人的自命不凡實在有點像是犀牛背上的幾隻虻蠅。

　　中共黨外的很多人（當然黨內也有一些）認為，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和江西根據地被夷平以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氣數已盡。長征開始後最初艱難困苦的幾個月絲毫沒有改變這一前景。對毛來說，突然離開自己曾是頭面領導人物的機構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來的人中——原則上說，他們的任務是擾亂國民黨，但是實際上他們危在旦夕，與其說他們是28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強地說他們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澤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像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間，毛的失勢使澤覃也受到指責。在1934年毛實際上被軟禁的那段日子裡，他仍然與毛站在一起。

　　沒過五個月，澤覃就被逮捕並被處死（另外一位被處死的是倒黴的前領導者瞿秋白，他主要因為身患結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還留下了他與賀子珍所生的兩個孩子。因為當時紅軍規定，只有那些能夠行軍的孩子才能隨軍撤退。毛把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農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沒有見過他們。①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參加並走完了長征，賀子珍是其中之一。長征開始時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這個孩子顯然是在毛遭到軟禁的時候懷上的。艱難的跋涉對子珍的身體是殘酷的，實際上還損及了她的婚姻關係。

　　長征結束以後曾訪問過共產黨人的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問毛當時是否發覺自己是少數派而且不能占上風，毛回答說：「是的，我曾是少數派。這種時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5年，他的機會來了。

　　長征在進行的過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現出自身的形態。在它勝利結束之前，甚至沒有一個人稱之為「長征」。開始時，只不過是艱苦的大退卻②。後來，毛告訴羅伯特·佩恩：「我們的目的，是擺脫圍剿並與其他蘇區會合，除此以外，我們還深切希望自己能夠處在抗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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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9年以後，曾多方努力尋找他們的下落。有些中國人認為周恩來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使他們受到很好的照顧。但是這兩位後代——現在應該40多歲了——一直沒有露面。

　　②1936年春，埃德加·斯諾發現他們仍用「二萬五千里行軍」一詞稱呼這次史詩般的大撤退。

　　在長征的每一階段，主要問題都是擺脫國民黨的圍剿並生存

　　下來。長征者每天必須做的都是四個緊緊相連的任務：擺脫在江西時三面被圍的絕境；與遠在西邊的其他一個或更多的蘇維埃政權接上聯繫；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樣的根據地，並在這一新的根據地代表全中國抗日。

　　共產黨的領導人只是對於前面第一個任務不存在什麼分歧。實際上，確實黨內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蝕性，以致于長征還應有第五個任務——雖不直接明瞭，但卻至關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領導機構。長征使成熟的共產黨人有別稚童般的布爾什維克。

　　毛的第一方面軍有三萬名官兵，占長征參加者的四分之一。他們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邊上，這是毛少年時代夢中的河。這次戰役使黨內的政治鬥爭幾近明朗化。

　　蔣介石準確地判斷出紅軍會向西北方向逃竄。在蔣強大而有力的軍事機器面前，共產黨損失了五萬人。在極度痛苦之中，傷員們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無法控制的哀叫聲。

　　．國民黨消滅了將近半數的紅軍。面對如此巨大的代價，毛決定向博古和奧托·布勞恩的領導地位發起新的挑戰。

　　嚴酷的現實是，紅軍不能按照原定的計劃與湖南北部賀龍的蘇區會合，因為蔣已部署了六倍于紅軍的兵力等待他們。在這種形勢下，毛決定改變計劃，同時向28個布爾什維克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紅軍應該掉頭向西南進入貴州，這是敵人兵力較弱的省份，然後與四川北部的共產黨軍隊取得聯繫。毛的這一觀點占了上風，奧托·布勞恩向北挺進的計劃告吹。

　　與此同時，在1934年12月的會議上，毛膽壯地指責導致湘江慘敗的兩個策略錯誤。博古和布勞恩定下的路線是一條直線，這可以使蔣介石坐等紅軍的到來。

　　同時，毛抱怨共產黨人沒有利用佯攻這一武器，而這在行軍中是應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沒有注意當拙民眾的情緒，也沒有意識到地形的複雜。

　　毛還認為紅軍負載過重，軍隊帶著政府的所有裝備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騾子和驢子馱著沉重的辦公用具、印刷機和檔案，行動緩慢。

　　毛在這個問題上與28個布爾什維克的鬥爭觸及到了根本的問題：中共是繼續作為流動之中的臨時政府（28個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呢？還是有計劃地外撤後，相機重返舊地，穩立根基，待時機成熟後，逐步奪取全國政權（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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